[摘要]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然而,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内六个城市(杭州、宁波、金华、湖州、丽水、衢州)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及物质资本。目前,浙江的经济增长仍以高资源投入为主要特征,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过人力资本。因此,浙江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呈现粗放型增长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文提出三点对策建议,即重视基础教育、注重人才引进,并有条件地开放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关键词]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然而,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其经济增长仍以高资源投入为主要特征,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人力资本。本文通过对浙江六个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评估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程度。

二、基本模型和数据来源

基本模型 本文基于Donal O'Neill(1995)的贡献,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变动的角度分析了浙江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其中y表示人均产出(人均GDP),k表示人均物质资本投入,h表示人均人力资本数量投入,A表示技术水平。为了进行回归分析,采用Kmenta的直接估计方法,得到线*回归方程,并推算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样本选择 选择包括浙江省和六个市(杭州、宁波、金华、湖州、丽水、衢州)的七个样本。选择这六个城市主要基于其在浙江省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城市有杭州和宁波,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均GDP较高;金华和湖州代表中游城市,而丽水和衢州则代表相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相关指标说明 (1)经济增长度量 本文选择地区GDP和人均GDP作为判断经济增长的两大基础指标。这两项指标反映了地区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

(2)物质资本存量度量 总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中永续盘存法的公式为K(t)=K(t-1)+I(t)-δK(t-1)。选择197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为当年GDP的3倍。计算物质资本存量时,选择合适的折旧率δ是关键因素。本文采用经验数据,即1978-1984年平均折旧率为4.3%,1985-*为5.2%,1990年以后为5.6%。

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增值与人力资本的终身开发2

一、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力资本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决定*因素,颠覆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为修正传统理论的弊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模型,更准确指导未来经济增长方向。然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抽象的人力资本并不能确保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深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认识,积极促进两者*发展,从实现人力资本增值、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出发,努力解决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是必要的。特别是伴随知识经济发展频发的人力资本贬值威胁到增值与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理论重视并在相关指导下积极改变观念和实践,投资与开发人力资本以缓解贬值,实现增值并保持连续*。在教育发展方面,除了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外,更需要进行理念更新与结构调整,根本改革传统教育制度,推动教育的终身化改革,构建人力资本的终身开发体系,为人力资本提供不竭源泉,符合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要求。

二、新“经济增长之谜”及其解析

对“经济增长之谜”的积极探究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然而,由于未深刻认识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忽视了人力资本贬值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力不足,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之谜”。

人力资本投资与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式

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中,仅以人头数量计量劳动要素是不准确的,必须考虑劳动力的质量因素即人力资本存量。只有引入人力资本存量,才能解释产出增长大于投入增长的“经济之谜”。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考虑到劳动力的改进(记为zL,其中z为劳动简化系数),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将实际劳动供给增加,产出中劳动的贡献份额随之增大。这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但同时也需要关注人力资本贬值现象的消极影响。

人力资本财务激励与约束创新研究3

摘要:在风险投资运作中,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对人力资本至关重要,这是一项关键*制度创新。涵盖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财务激励与约束在筹资、投资和退出三个阶段都至关重要。尽管控制权收益、货币收益和声誉资本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具体的激励与约束方式各有差异。关键词:风险投资;人力资本;财务激励与约束

在风险投资运作中,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风险投资者作为委托人,风险资本家作为代理人;第二层次是风险资本家作为委托人,风险企业家作为代理人。资金财务理论认为,只有建立起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产权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在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以下两种激励与约束机制至关重要:一是风险资本家需通过激励与约束投资于成功企业,以减少对风险投资者利益的损害;二是风险企业家需要激励与约束努力将企业经营成功,降低风险投资的代理成本。只有这两种机制同时存在,风险资本才能高效运作。青木昌彦发现,专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是企业准租金的源泉,企业所有权的现实分配取决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因此,针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风险资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制度创新。本文主要以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实践为例,从财务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循环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创新。

一、风险资本筹集阶段的人力资本财务激励与约束

风险资本的运作包括筹集、投资和退出三个阶段,形成一个风险投资周期。在不同阶段,人力资本的激励对象和方式各异,构建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筹集阶段是风险资本循环的起点,主要问题是如何筹集足够的资本以满足投资需求。Gompers和Lerner认为,风险资本筹集取决于创业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但对于某个具体的风险基金而言,能筹集到的资本数量主要取决于风险资本家的过往业绩和筹资能力。而这些能力受到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影响,即与风险投资相关的经验和知识等素质是吸引风险投资者的重要因素。因此,风险投资者对风险基金的投资实质上是对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的投资。但由于风险资本家的目标与投资者不同,其人力资本价值需要某种激励才能发挥,因此,风险投资者对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至关重要。

在有限合伙制组织结构下,风险投资基金通常采用。在这种架构下,风险投资者通过以下方式对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实施财务激励与约束: 1.控制权激励。有限合伙制组织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以非对称方式分配给基金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主流企业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的出资者天然是剩余索取者,因此剩余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其手中,以保障其利益。然而,有限合伙制在实践中颠覆了这一理论。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投资者通常不参与所投企业的直接管理,即具有有限的剩余控制权。相比之下,风险资本家拥有重要的剩余控制权,包括基金筹集时间的确定、投资选择以及后续管理等。鉴于风险资本家具备运作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剩余控制权更多地倾向于他们,有利于发挥其专有的人力资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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