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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台湾经验及对祖国大陆的启示论文
台湾经验及对祖国大陆的启示论文
加入WTO后,祖国大陆新兴的证券市场面临扩大开放、实现国际化的急迫任务。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与推行QFII前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股市低迷、股票市盈率过高、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弊端。而QFII制度在台湾的实施过程中,克服了上述弊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并予以借鉴。
一、台湾的QFII制度
所谓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制度,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它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成为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步开放的特殊通道。推行QFII制度的国家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限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资格条件、持股比例、投资额度、资金的汇出入、投资登记(托管)及范围等等,并可以灵活地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对开放的程度进行微调,达到减少开放对经济冲击的目的,而在这方面台湾的成功经验可为祖国大陆提供有益的借鉴。
1、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措施及其演变
台湾自1991年1月起正式实施QFII制度,允许QFII直接投资证券市场,但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对各种限制条件逐步放宽直至取消部分限制。台湾对QFII制度的限制措施及其演变如下:
(1)对资格条件的限定;
(2)持股比例的限定;
(3)对投资额度的限定;
(4)对资金汇出入的限定:1991年1月,台湾监管当局规定,QFII须在核准后3个月内汇入本金,汇入本金后满3个月方可汇出本金,并将QFII资金的汇入汇出控制在一年内不超过4个来回。,取消本金、利得汇出期限限制,更是允许QFII汇入台湾市场的金额在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情况下可以免经台湾外汇局的同意。投资者汇出资金时,需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兑换,同时交纳20%的利息和股息税。到,将本金汇入限制放宽至两年。
(5)对资金运用范围的限定: 1991年1月,台湾监管当局规定QFII需将汇入资金的10%开设3个月定期存款账户,而到1992年则放宽为可将其汇入资金的10%投资90天以内货币市场工具,到了1995年将投资货币市场工具的限额从10%提高到30%.在开始允许QFII投资期货市场,到则允许其投资可转换证券和金融证券。
自1991年开放外国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台湾证券市场,至月23日止,台湾监管当局共核准QFII投资台湾证券市场申请(包括首次及再次申请)1958件,共核准596家QFII首次投资台湾股市,核准金额约2300亿美元。QFII的成交金额和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截至9月持股比例占同期市场总市值的9.49%,交易金额占总成交值的比例也在8%上下波动,已经成为台湾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
2、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绩效评析
在稳定和完善台湾证券市场、促进其对外开放及国际化的进程中,QFII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绩效如下:
(1)激发投资者信心,稳定了台湾证券市场
除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QFII历年对台股都是买超,因其被认为是理性且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其买入的股票常常受到其他投资者的追捧,故而激励了岛内外投资者投资台湾股市的信心。而在 - 19亚洲金融危机中,正是因为大部分QFII坚持了长期投资的理性观念,在危机中不曾有大的买卖动作,才使台湾证券市场保持了大体的稳定,躲过了几乎席间整个东南亚的这场金融风暴。20以来,台湾股市熊市绵绵,QFII资金流出很少,而且持续买入,对市场稳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提高了台湾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比重
QFII的引入给台湾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带来了可喜的变化。1991年,96.9%的成交金额是由台湾地区自然人所带来的,台湾地区的法人只占3.1%,也就是说当时台湾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而随着QFII的引入,间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大改善,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中自然人的比重下降到84.4%,而与此同时法人的比例提高到了9.7%, QFH的比例则为5.9%,后两者的合计比重为15.6%,在这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提高了4倍多。
(3)降低了上市公司市盈率
在台湾证券市场实施QFII的过程中,其股票的市盈率也逐步与国际接轨。1991年台湾证券市场的股票市盈率为32.05,高于同期纽约市场15.08与伦敦市场14.20的市盈率水平。而到了年10月,台湾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市盈率水平已经非常接近。
(4)活跃了市场交易
QFII的介入,不仅直接带动国际投资者在台湾证券市场的交易,而且也激发了岛内投资者的交易。如194月的“摩根效应”后首个交易日成交金额达到770亿元新台币,当月总成交金额达到2万亿元新台币,刷新了1995年2月以来的纪录。
(5)提高了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推进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
在台湾引入QFII的初期,即1991-1995年,台湾证券市场与纽约、伦敦市场的相关性较小;到了第二阶段,即 -,相关性有所提高;而使用2001年各月数据计算,台湾与纽约市场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682,与伦敦市场的相关系数更达到了0.785.这表明台湾股市越来越受到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影响,市场有一定程度的连动,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加深。
二、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特点
2011月8日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自年12月1日起施行。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随后于12月1日同时发布了各自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这些标志着QFII制度在祖国大陆的正式推行。但在有关政策出台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却跌幅双双超过2%,此后股市持续低迷,表明了市场对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看法。与1991年台湾推出的QFII制度相比,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存在如下的特点:
1、资格条件要求相当苛刻
《办法》中对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时间、实收资本、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或者排名都提出了具体标准,几乎所有的标准都远远超过了台湾地区当时的标准。所有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均不小于100亿美元,而台湾地区对此的限制在3-5亿美元;经营时间除基金管理机构与台湾地区一样是5年以外,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均要求30年以上,而台湾地区仅要求保险公司从事10年以上保险业务。
2、投资额度要求十分严格
《规定》明确限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金额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台湾地区规定单个QFII投资额度上下限分别为5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只有祖国大陆相应额度的1/10和1/16.
3.资金管理政策严格,本金汇出的门槛较高
由于祖国大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未自由兑换,而
QFII涉及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本金和利得的汇入汇出问题,从《办法》中的具体条款来看,资金汇出方面的管理也是较为严格的。在本金汇出的时间要求上,封闭式基金要求汇入满三年后方能汇出,其他境外投资者则须满一年方能汇出。而台湾地区只要求本金汇入满3个月即可汇出。
虽然这些限定有利于国内市场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稳定,但同时也把很多已专门致力于投资祖国大陆境内股市多年和欲投资中国股市的境外小型专业投资公司排除在外,而这其中不乏资信状况良好、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持有长期投资理念的公司。同时,相当一部分全球著名的外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表示由于祖国大陆QFII的进入门槛较高,公司将对申请QFII投资祖国大陆股市持谨慎态度,并希望祖国大陆监管机构完善其QFII制度。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祖国大陆QFII制度推出后市场反应冷淡的原因。
三、台湾经验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虽然祖国大陆出台QFII制度后股市持续低迷,同时在其促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会带来一定的国际金融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QFII的大量流入也是在其推行QFII制度之后的两三年后,即QFII制度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QFII在帮助台湾避免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市场冷淡而怀疑QFII制度的效果,不能因为QFII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而否定QFII.相反,祖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行QFII制度。而对于QFII制度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祖国大陆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抗风险能力的逐渐提高与有关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而得到有效防范与化解。
目前祖国大陆有关监管当局通过对进入的QFII的资产托管人、交易委托人和资金汇出入限定等诸多要求,构建了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审慎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结算机构的交易、结算监管和托管商业银行、受托证券公司协助监督的全方位、多层次、分工合作的监管格局,同时《办法》中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也将QFII纳入了中国全部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下,综合形成了对QFII的有效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并结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适时地、循序渐渐地调整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
1、逐渐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新兴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他们熟悉QFII的运作机制,同时比较了解及看好祖国大陆市场,有投资祖国大陆市场的期望,但因为中国QFII对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世界排名等资格条件方面存在的较高门槛而止步于中国市场之外。笔者认为应参照台湾的经验,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但在审核QFII申请时着重资信状况与其投资经营理念,并择优通过。
2、逐渐放宽对单个QFII的投资额度的限制,但对所有QFII总的资金流入进行比例管理。
可根据证券市场总市值确定QFII资金进入总规模。当初台湾市场QFII占总市值的2%,但考虑到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规模与当初台湾相比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取3 - 4%,并可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提高该比例,直至最后取消总的额度限制。

3、逐步放宽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限制
祖国大陆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严格管理固然能避免国际游资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但同时降低了QFII资金的流动性,使相当一部分极为追求资金流动性与全球配置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祖国大陆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采取在资金的汇入时间、数量以及汇出期间、汇出方式上设置相对较多的限制,并在实施中逐步放宽,但在本金汇出期间上降低期限限制这一对投资者较为有利的安排,并采用征收一定的利息股息税的税收政策。
4、对不同产业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并逐渐放宽QFII投资上市公司的总体及单一股权上限管制。
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如对公用事业、影视传媒等部门规定一个比普通上市公司更低的上限,以利于贯彻祖国大陆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同时对属于非限制性投资领域并且QFII所关注的行业适当放宽股权上限,一方面使外资控股上市公司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吸收国际资金和战略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篇2:台湾有机茶经验对我省茶叶发展的启示
台湾有机茶经验对我省茶叶发展的启示
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素和牧畜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尽可能地在最大可行范围内依靠作物轮作、秸秆、畜禽粪肥、豆科作物、绿肥、农场以外的.有机废料和生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来保持土壤生产力和耕作[1].早在1924年,德国就将有机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引入了农业.发展有机农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作 者:高香凤 王庆森 作者单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福建福安,355015 刊 名:茶叶科学技术 英文刊名:T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4) 分类号:F3 关键词:篇3:古代制瓷经验对陶瓷经济管理的启示论文
制陶业是最古老的手工业之一,陶瓷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艺术陶瓷、生活用瓷、以及陈设用瓷等【1】。瓷器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需要较高的工艺技术,从我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来看,从当初的产生到如今的繁荣发展,陶瓷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丰富管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古代制瓷经验对现代陶瓷经济管理的启示深入探讨。
一、古代制瓷工艺的经验理论
陶器的发明是中国人的光荣,随着陶瓷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对于制作瓷器的过程却没有相关的理论记录【2】。因此,中国古代制瓷工艺只停留于手工生产上,无法深入的了解陶瓷的科学制作方法。对中国陶瓷科学理论的研究最初是由于外国人开始的,直到现在才对陶瓷的工艺理论进行研究。
1、瓷器的原材料
原料是制作陶瓷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部分,首先要了解原料的性能,我国古代最初采用的原料是田泥、地表等易熔粘土制作瓷器。这种泥土含有较多杂质,而且含铁量较高,烧结温度较低。随之选用的是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红土、黑土等粘土作为原料,与田泥相比,其更适合制作瓷器。
2、瓷器的成型方法和理论
在制作瓷器过程中,瓷器的成型具有多种方法,其中包括手工捏塑法、泥条盘筑法、泥片围接法等,其中手工捏塑法比较适合制作小的瓷器,这也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成型方法。泥条盘筑法是将泥土搓成泥条,接着从器底起从下往上将泥条盘筑呈器壁直至器口,再用泥浆胶合成型,最后抹平器壁盘筑时留下的泥缝。
二、古代制瓷经验对现代陶瓷经济管理的启示
1、讲究兼容并蓄,不断推进技术进步
瓷器最初是以晒干的形式制作而成,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演变成用火烧至而成为器。经过历时的演变,人们吸取制作瓷器的经验,并借鉴行业内外先进的理念与工艺技术,在瓷器的造型方面借鉴其它手工业技术,比如,石器、青铜器等,使得瓷器的制作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烧制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改进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尤其对于景德镇陶瓷来说,是全国名窑之大城,在制作瓷器方面有着精湛的技术,良好的窑炉,将国外优良的颜料、制瓷的技术以及装饰技巧应用于瓷器制作中,成为全国制作瓷器的文化名城。由此看出,兼容并蓄,注重制瓷的方法以及借鉴国外优良的工艺手法,对推动古代制瓷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当前陶瓷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成就,与国外相比,我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竞争力,只有兼容并蓄才能不断获得进步,提高生产技术的水平。
2、注重分工与协作,提高瓷器生产率
中国古代制作瓷器十分注重合作,在制作瓷器过程中通常都是分工协作,尤其在商朝时期,分工化成为制作瓷器的主要方式。随着陶器行业的发展,制瓷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对于瓷器的制作与生产都采用了内部分工,有效促进了制瓷业的良好发展。另外,由于制作瓷器的过程十分复杂,到了清代,社会分工更为完善,这种细致的分工,使陶瓷制作更加出色,提高了陶瓷行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制瓷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各个瓷器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合理的分工现象,使得瓷器制作的效率无法提升,严重阻碍了我国陶瓷工业的发展。因此,当前制瓷企业在瓷器的制作过程中,应当吸收古代制瓷业的经验,加强分工与协作,以此提高生产效率。
3、注重品质与品牌,提高产品和企业知名度
中国古代制瓷业对于瓷器的品牌与质量十分重视,在制作瓷器过程中的原料上刻意求精,不计成本,只为瓷器的质量尤精。注重瓷器的质量有利于瓷器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且古代制瓷业非常注重瓷器的品牌,常以铭文作为标识,提高瓷器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到了宋代,由于瓷器业的快速发簪,瓷器品牌意识也逐渐加强,形成了以商标作为品牌的命名。到了清朝,制瓷业不仅注重瓷器的品牌,还注重瓷器的店号、制作者,瓷器成品的知名度逐渐得到提升。品牌是一个企业的象征,代表着企业的`无形资产,其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3】。消费者认同某个产品的质量,就是对产品的品牌认可。由于古代的商品经济受到一定限制,消费者对品牌的要求还不够注重,但是从古代制瓷业的品牌与质量的论述来看,古代与现代陶瓷行业都比较重视瓷器的质量与品牌。因此,现代陶瓷行业要根据古代制瓷的经验,在保证瓷器质量的同时,加强瓷器的品牌建设。可以从产品的包装的造型、色彩等方面进行设计,达到外观新颖的条件下,注重实用性,比如,携带、使用方面,并且选择品牌策略,借鉴知名品牌的成功经验,加强品牌的设计与宣传,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其次,还需要将产品与生产和销售者知名度结合起来,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知名度。
三、结语
总而言之,古代陶瓷制作经验丰富,其对于现代陶瓷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4】。因此,现代陶瓷企业在制作瓷器过程中,可以根据古代制瓷的经验,讲究兼容并蓄,注重分工与协作,注重品质与品牌。以此不断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瓷器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和生产者知名度,从而促进陶瓷行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建晖.中国古代制瓷业经验对现代陶瓷经济管理的启示[J].中国陶瓷工业,,04:50-53+35.
[2]黄义军.古陶瓷研究中的地理学视角[J].东南文化,,04:69-73.
[3]鄢涛,解敦亮,张纯.景德镇陶瓷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研究[J].企业经济,,12:106-108.
[4]王亚红,孙万欣.陶瓷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路径:来自景德镇的证据[J].景德镇高专学报,,01:5-11.
篇4:日本开发中环境保护经验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日本开发中环境保护经验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1.日本北海道开发中环境保护经验
北海道是日本的四大岛屿之一,总面积为8.345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20.1%,人口557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4.3%。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始于明治维新时期,迄今巳有14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加大了对北海道的开发力度,将其作为日本战后经济的特殊资源供应地,先后实施了6期综合开发计划,在基础设施、产业开发、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粮食自给率达到200%,掌握着日本粮食安全保障的命脉;城市化率达到了73%,高于全国66%的平均水平,森林覆盖率达到71%。日本在推进北海道开发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创造了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1.1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减轻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承栽压力。日本最初对北海道的开发主要是鼓励移民、资源开发和开垦农田。二战失败后日本为恢复经济,把北海道作为重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炭和粮食基地来建设,随着煤炭等资源的大量的开采和沿太平洋海岸工业的发展,也给北海道的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日本在环境问题上觉醒早、行动快,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他们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能源由自给及时调整为依靠进口,重点发展农业、渔业和以物流、电子信息、旅游观光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即使是工业也以组装加工为主,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和日本人在环保问题上的及时觉醒,使北海道避免了走重度污染、高难度治理的老路。
1.2加强环保立法,依法推进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日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升到了政府和全体公民的层面,以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为指导,北海道开展了一系列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法律的保障和国民的认同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可以说,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日本国民超强的执行力是推进环境保护的根本保证。
1.3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序、有度开发,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日本包括北海道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划定保护区域。为了保护环境日本划定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国立公园、国定公园等以加强对重点生态区域的环境保护。北海道人也深知北海道的环境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支撑北海道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生态环境、生物物种的保护高度重视。二是加强重点污染区域治理。如网走湖因海水流人和污水超负荷发生了严重的绿藻、绿潮等水质障碍后,网走市采取盐淡分界层控制、水质净化、水草割除、底泥清淤等多种措施加以整治,使网走湖的水质得到了大的改善,保住了该湖水产养殖产业。三是开展与环境和谐的旅游观光。加强对景点地区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展开造林运动以抵消旅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通过北海道创建具有先驱性的植树技术开展造林活动,新造了大量的'道路防雪林尼石缓冲林和利用混播技术再造接近自然的树林,以此推动旅游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4积极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促进循环利用,是推动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北海道对此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一是加强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北海道认真审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并寻求建立一个限制自然资源消耗和减轻环境负担的社会,认真开始做三件事,即首先尽量避免产生废弃物;尽量将巳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加以利用;对不能以任何方式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合理处理。为此他们动员起每一个公民组成一个整体促进循环型社会的创建,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建立起白石清扫工场和山本垃圾处理场等垃圾处理设施,对可燃烧垃圾进行焚烧发电,不能焚烧的集中填埋,对产生的垃圾尽可能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同时也促进了垃圾的减量化。二是积极开发新能源。积极利用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补助政策,北海道积极开发新能源。共有10个项目成功人选日本国内“新能源百选”项目得到政府支持。如雪冰热利用、太阳能发电、天然气汽电共生、绿色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在北海道都有了一定的利用。三是厉行节约,减少资源消耗。日本也包括北海道人都深知本国资源的缺乏,有很强的危机意识,特别注重资源能源的节约,这种观念已深人到他们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切实减少资源消耗带来的环境压力。
2.日本经验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应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在制定西部开发和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要把环境保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人点,切实抓紧抓好,确保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1找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结合点。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合理确定地方主导产业,注重发展绿色产业、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碰。
2.2发挥政府在推进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的制定、环保法律法规的建立、新能源开发补助政策的出台等无不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决定作用,是一种自上而下、上下联动政策性推动的结果。
2.3广泛动员组织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强化全体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使保护环境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工作责任、一种自觉行动、一种道德规范。
篇5: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对我国的经验启示论文
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对我国的经验启示论文
摘要: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探索。我国在推行大部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的经验,注意解决好权力的配置与划分整合,大部内部的运行与磨合,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相协调等问题。
关键词:大部制;权力配置;机构整合
一、西方国家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经济、社会等职能大规模扩张,但是政府职能的急剧膨胀,最终使政府陷入全能主义危机,政府职能与责任增加,管理成本上升,造成财政危机;政府部门庞大的规模造成了管理的低效率;越来越多的法规对经济社会事务干预过多,造成社会对政府部门的不满。全能政府的危机是其进行改革者的直接动因。另外机构设置过多,对经济社会事务干预过多的政府部门机构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化的社会。这使政府对其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按市场优先、社会优先的价值取向,将原来承担的部分经济社会职能推向市场与社会,保留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收缩政府职能,政府结构上实行大部制。社会的转型是其进行改革的深层驱动力。
二、西方国家进大部制改革的分析
(一)政府纵向权力关系的配置。大部制改革表面上体现的是中央政府一级权力配置,但仅考虑到中央政府横向的权力分配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有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配置问题。西方的改革中的政府间权力的分配朝着分权、自治的方向发展,地方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如日本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的特点是事权相对集中。但同时向地方分权是适当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治理模式不仅停留于传统的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执行的单纯治理模式。
(二)中央政府内部结构优化。实行大部制的同时,为提高政策效率和加强决策能力,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形成一些核心部门,这些部门在中央政府部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除核心部门制外,内阁委员会制、联席会议制、共管机构制也同时存在。内阁委员会是协调内阁部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就某些方面和领域的政策进行研究,为内阁决策提出建议。联席会议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协调部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特点是联席会议成员是机构而不是个人。联席会议主要是由成员单位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和协商,提出议题、问题及政策建议。大部制改革也可能会出现部门间职能的一些交叉或者是漏洞。为避免这种情况,有的国家会在一些部门之间设立了两个部门共同管理、共同属于两个部门的机构。
(三)大部制改革中的分权化。英国将决策和执行两权分离,把中央政府各部门分成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两个部分。由部长和少数高级文官构成精干的核心部,负责制定政策和对执行机构的动作进行监督、协调与评估。执行机构由部内的中下层组织转化而来,负责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提供服务。主管部长与各执行机构负责人间约定双方责权。这一改革实现了上下级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从着眼于工作流程到着眼于工作效果的转变,体现了决策与执行分离的趋势。同时还缩小了政府规模,增加了组织的灵活性和决策与执行的公正性。
三、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权力划分、配置整合问题。大部制改革中,国家治理结构中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关系问题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理顺中央政府一级的部际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对大部制的改革成效有重要影响。这样大部制也才能真正地运转起来。
在中央政府一级,部与部间横向关系方面,首先要确定的是各部门的权力职责边界,但是各部门的边界问题并不好确定,往往有些职能相近的部门无法合并到一块。另外而有些部门合并以后可能会造成有些领域无部门管理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法国共管机构的经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其次要注意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不能只靠临时的协商来实现,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应该建立一种常制,比如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委员会制度或者联席会议制度。再次是综合管理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我国目前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影响了专业管理部门的作用。
在理顺中央政府部际间横向关系的同时,要理顺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大部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一级的实现不等于大部制的真正成功,虽然大部制的机构设置不等于要求地方政府中也要有相应对口的机构,但没有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纵向权力关系,大部制的效果恐怕不会很好。因为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治理的效果还是体现在地方。新的大部门管理权能的增加意味着其与地方政府的相对力量得到了增加,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权能是有一定的'减少,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会受影响。
(二)机构内部运行与磨合问题。我国在推行大部制改革时,应该注意不同部门整合成大部之后可能会出现原来部与部间的矛盾转化成为部门内部司与司间、局与局间的矛盾的问题,最终导致机构改革分分合合的反复。大部的成立无疑会增加部门内部的运行成本,增加部门内部协调的负荷和难度。大部的建立使大量工作转到了部门内部,减少了部与部间的负担,虽然部内的协调比部际之间的协调在效率上有它的优点,但是组织控制幅度的增大,部内的协调负担的增加,会影响到组织内部沟通的效率性和有效性,影响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因此部内各司局甚至各司局内各科室间的协调一致就显得尤其重要。
由原来属于不同部门整合成的新的大部,在磨合上也要经受一定考验。在走向组织一体化的过程中,首先是组织文化的融合问题,如何使原不同部门的文化相融合,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凝聚力,是一个重要问题。在部门一体化的过程中,原不同的部门在新的大部门内会对人员配置、资源分配等一系列利益问题上产生冲突。因此在没有达到一体化之前,需要花许多精力去处理可能由内部的部门主义导致的各种问题。在磨合期内,部内各司局间或者处室间的矛盾可能不亚于部与部间的矛盾。所以如何避免权力部门化的倾向向部门内部更小的单位司局级扩展,这都要求部门领导者的控制能力和领导艺术。
(三)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分离与协调问题。可以说大部制的整体构建中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是以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为基础的。如何达到政府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将会是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难点。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中部门在许多时候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这样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化的问题,从而导致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局面。在成立大部之后,大部的权能大大增加,对其权力进行监督又是一大难题。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政府整体功能的发挥,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应该是大部设置的一个出发点,也是进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协调的出发点。既应该要在中央政府部与部间的设置中体现出决策、执行、监督的适当分离和相互协调,也要在大部内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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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雪华。孙发锋。政府“大部制”面面观[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5]竺乾威。“大部制”刍议[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篇6: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论文摘要: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发展,我们可以对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进行借鉴。韩国调整教师队伍、依靠不均衡投资谋求教育公平所取得成效很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选择方面和具体教育政策方面存在若干问题。为此,要看力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推进教师流动制度、缩小校际教育差距,推进我国的公平教育。
论文关键词:韩国;公平;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会和谐的标志之一,任何国家都致力于教育公平。我们说教育公平出了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对公平没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在认识上有些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在一些教育制度和政策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群体可能由于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能够享受到一些较为合法优势,一些人可能在制造了不公平以后,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制约,没有付出这些人所应承受的代价。为此,我们应通过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不断改进,让不公平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让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体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公平。笔者认为,教育的公平是参与机会均等的起点公平,更重要的是能否让有能力的人接受与其自身情况相一致的教育,只要做到这两点,教育结果就会更加公平一些,教育公平也就会得到大家基本认可,从而发挥好教育公平促进整个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分析
韩国以法律形式在教育法第一条对其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作了较明确的阐述,韩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的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能参加建设国家和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
1、调整教师队伍,谋求教育公平。
韩国从教队伍建设人手,谋求教育公平。韩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教师进行流动教学的义务性,严肃地规定一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的年限,这样来看,整个教师队伍就处于动态的流动状态之中了。韩国还制定了完善的教师定期流动制度,从而使教师流动操作起来更有规范性。整个教师流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同时韩国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教师流动的定期性,依靠程序的制度化操作保障教师流动的公正、公平和合理,以法律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有力保障,防止流于形式,形成一套既完善又有效的教师定期流动轮换制度。这一制度已在韩国不同地区实行多年,得到了科任教师和校长的认可。韩国政府在待遇上给予教师流动以很大的支持。韩国教育部规定,教师无论在哪所学校,经济待遇及各项福利不能改变,而且随着教龄的增长,待遇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在韩国实行的情况较好,给韩国教育公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理念的角度看,还是从学校、教师的发展角度来看,韩国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是必要的。从学校这个层面来看,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有利于保持学校之间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等结构的相对合理。从教师这个层面来看,有利于保持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新鲜感,激发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挖掘教师自身的潜能,从而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更好地进行施教。
2、依靠不均衡投资,谋求教育公平。
为了促进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韩国政府在不同地区的教育投入有其不平衡性,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以推进初中义务教育为例,韩国政府在推行初中教育时,他们确定免费的顺序首先是由偏僻较为贫穷的农村、岛屿开始的,以此为开端,再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推进。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教育投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正是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政府力求最大限度地来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衡性。
二、我国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
1、具体教育政策上存在一定问题。就教育公平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是人人都能公平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从实践来看,我国目前接受基础教育的入学方式主要是行政划片入学。行政划片入学方式的产生是为了在客观上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淡化人们的“重点”意识,以此来保证所有学生入学的公平,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教育公平。同是接受义务教育,由于所处地段不同和所在学校教学质量不同,有的人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有的人则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教育。显然,实行行政划片的入学方式会导致那些天资优异、成绩好的学生仅仅因为所居住的地段关系,而只能进入师资比较薄弱的学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导致这些学生因受学习环境的影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使其动力不足,淡漠对目标的追求,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事实上,行政划片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杜绝目前在基础教育中颇遭人非议的择校行为,一些家庭背景较特殊的学生,仍可以通过种种办法达到进入重点学校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天赋较好、成绩优异而又无特殊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便显得很不公平。
因此,要较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关键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同一地区的来说,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学生的升学制度,在占有优质教育资源上做得更加公平些。
2、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选择存在一定问题。
依据区域发展的梯度推移战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自身发展所固有的优势和国家所给予的带有明显倾斜性质的优惠政策。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运用梯度推移的战略,在极大地推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注定要为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进一步拉大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无论是教育投资的绝对数,还是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的增长幅度,东部地区都远远地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三、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教育公平,但教育公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推进。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借鉴韩国公平教育经验,不断完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依靠制度的改进和社会政策的不断调整,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最现实、最可行的有效选择。
1、着力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国家应对教育经费作出统筹安排,建设起公平合理的教育拨款体系。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改革政府教育资源投入配置模式是与增加教育投入相对应的。国家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应改变当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做到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配置,避免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制造教育差距。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在教育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改革促公平,进一步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方向,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国家财政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通过多种政策和制度,促进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包括办学经费、师资水平、设备条件等的均衡化,使一定范围内的适龄青少年享受到质量大体一致的义务教育。
2、着力推进教师流动制度。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师资问题。作为我国来说,为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应借鉴韩国的形式,让优秀师资流动起来。
现在,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因对口支援的教师数量有限,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在个别地区试行外,各地还没有建立起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度。由于我国每个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等差异,以及在同一城市内重点学校、一般学校、薄弱学校教师间的实际收入也存在显著差距,因而实施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该通过阶段性目标,来实现教育公平的发展目标。为此,有必要借鉴韩国实施教师流动制的经验,总结国内实行教师流动制的地区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度。
3、着力缩小校际教育差距。时下的重点学校制度正在成为扩大校际差距的一项制度。一些建筑豪华的重点学校,与教育应有的教育功能很不一致,加剧了纳税人的教育负担。新一轮的创建“示范校”方兴未艾,很多地方热衷于建示范性高中,动辄投资亿元打造一所重点高中。目前,国内重点高中学校的硬件条件早已超过国内的重点大学的一些硬件设施,而且有些还超过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很不适应,这是很没有必要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基本国情。
最近一个时期,正是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口号下,政府在经费投入方面加大了对重点、示范学校的投入。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教育部明令废止,但实际上,少数“名校”仍然被继续“发扬光大”,一些重点学校在投资、师资、招生等多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不少地方甚至将“择校费”合法化,在择校费的收取上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花钱,让孩子到师资、教学条件好的学校择校学习;而经济拮据的家庭交不起所谓的择校费,孩子只能到差一些的学校去学习,眼睁睁地看着同样分数、甚至更低分数的“富孩子”站在“起跑线”前面,与自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取消“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尽量采取措施,让每一个学生能够站在更平稳、透明、公平的“起跑线”上面向自己的未来。
推进教育公平,是一项事关国家教育发展的大事。韩国在推进教育公平上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借鉴,对此,我们应立足我们的实际,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同时要借鉴一下韩国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经验,积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这样,就会在促进我国教育均衡发展上取得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