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逼我发火”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篇1：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们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作 者：贾海菊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芜湖市,241000 刊 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26 关键词：启蒙:现代性 五四精神篇2：启蒙的现代性
启蒙的现代性
启蒙是一项历史运动,启蒙理性催开西方现代性的文明之花,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种种灾变.现代性分享了启蒙的.荣誉,也必然承担人类对启蒙的控诉.检视启蒙,就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之路的检视.
作 者：吴瑞敏 张雪魁 作者单位：吴瑞敏(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021)张雪魁(河北大学,河北,石家庄,071002)
刊 名：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 SHANDONG ECONOMIC MANAGEMENT PERSONNEL COLLEGE 年，卷(期)： “”(4) 分类号：B504 关键词：启蒙 现代性 后现代性篇3：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1923年,创办于19而作为启蒙之思想路标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年，知识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这两个事件，表征着启蒙运动的分裂和历时8年的新文化运动的落幕。
由《新青年》发轫的新思潮运动，大体可以19“五四事件”为界而分为“前五四”和“后五四”两个阶段：前五四思潮为以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后五四思潮则为以社会主义为主流的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由启蒙而革命、由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思潮嬗替，凸显了启蒙与自由主义在东亚中国的深刻困境。
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是由西欧而渐次波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思想步骤。巴林顿.摩尔(B.Moore)以阶级分析法概括了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一是英美法的自由主义模式，亦即以市民革命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型现代化。 二是德国和日本的威权主义模式，亦即以贵族革命为基础的军国资本主义型现代化。三是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亦即以农民革命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型现代化。按照摩尔的分析范式，新兴的市民阶级与旧的土地贵族及农民阶级在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作用，是影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关键。[1]正是由于市民革命与农民革命的不同路径，决定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两种迥异的现代化模式。易言之，市民社会的成长，是自由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自由主义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治的市民社会，是孕育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社会母体。石元康所谓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即非政治化的经济、非道德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2]正是市民社会独立和分化的表征。而启蒙思潮则体现了市民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价值诉求。英国和美国走上自由之路，源于其得天独厚的有利于市民社会成长的自由传统和多元社会结构。没有哪一个欧洲民族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完好地承袭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法律下的自由”和“二元社会观”的遗产，[3]而这正是自由主义与现代文明赖以成长的传统资源。缘此，我们不难理解匮缺自由、多元性和市民社会传统的欧洲专制帝国如德国和俄国，难以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原因。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东亚帝制中国的自由主义及启蒙运动的困境。
如果说欧洲自由主义式启蒙运动是市民社会的思想变革，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面对的则是一个帝制结构的农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表达了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价值诉求，因而自由主义的主题“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以及其信仰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社会改革目标，皆体现了个人主义的题旨。而被西方文明激活的中国启蒙运动，则并不具有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基础。半殖民地农业中国之现代化的课题，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还有“面对列强的主权”和“面对工业的小农”。质言之，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阿Q式的农民，而不是英国的市民。因而中国启蒙的基本困难，即在于其匮缺自由主义现代性由以生长的欧美式市民社会的土壤。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大学和都市知识界为中心的思想变革运动，《新青年》虽发行逾万，但较之欧洲启蒙时代的新书刊、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福泽谕吉著作的发行量，仍微不足道，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可见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毕竟有限。而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价值紧张及其社会动员的困难，则表征着东方农民社会之启蒙的深刻困境。
中国启蒙运动肇端于中西文明的冲突。这一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难免具有深刻的价值断裂性。儒学作为宗法农业中国的文化典范，其家族主义伦理秩序、威权主义政治文化和反商主义经济伦理，与现代性具有根本的价值紧张。因而，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源于希腊罗马“法律下的自由”和犹太-基督教“二元社会观”的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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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西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述评
西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述评
西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处于精神活动的生命―形式二元互动过程之中，文化―现代性的起源于生命反对形式而导致的精神品质的转换。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是主体精神和客观精神产品的物化结果，在这双重结构中，他强调文化的“教化”作用和综合的特点。文化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是客观文化急速膨胀和主观文化过度萎缩，主体的能动性由于个体能量的局限性而迅速发展的文化面前只能感到压抑。
作 者：陈戎女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刊 名：学术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RESEARCH 年，卷(期)： “”(2) 分类号：G0 关键词：西美尔 现代性 主观文化 客观文化篇5：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关键词：新启蒙理性意识哲学范式现代性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
摘要：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现代性面I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亦即弱化了标准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性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因为启蒙在破除了神圣权威的同时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因此现代性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立一个统一性的规范，弥合分裂。但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即怎么对待启蒙，因为启蒙一方面使现代性陷入了困境，我们本应该抛弃它；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自身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是否合理呢？
一、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与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的第一人，“现代必须在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前提下巩固自己的地位”m，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有高度敏感的“自我意识”并且努力地进行“自我确证”，是因为自身发生了分裂。那么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分裂，为什么发生分裂就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呢？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的标准的自我阐释，即现代性的本质精神就是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始于笛卡尔，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确定了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他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就意味着分裂。康德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从而拒绝把分离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主体的分离就是现代性的分裂，而弥合分裂就需要现代性为自己创制新的规范。问题在于，如何创制规范？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须要贬低直接与之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一旦现代性有了这个要求，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主体性原则和内在于主体性自我意识的结构能不能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很明确，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这样的标准，因为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这一问题彰显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主体性一方面能够塑造自由的主体并进行反思，能够削弱宗教发挥的一体化的绝对力量，但它却不能运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
现代性由于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造成了分裂，而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说到底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统治性，“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在个体经验外运用‘解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这就充分说明了主体性原则的控制和统治本性，这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一种意识哲学范式。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这种主体认识论哲学，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主体作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和尺度，除了主体――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在于主体，主体是他们存在的惟一理由。在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挺立出来了，成为优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力量的发现。
在认识论哲学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奠基于意识哲学范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现代性不可逃避的命运，也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命运使之陷入了窘境。这种意识哲学范式实质上是―种脱离了人的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反思哲学”，它片面地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这就使得理性单一化，仅仅成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主体如何利用启蒙理性压制客体、控制客体，而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其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这种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当中的逻各斯，因此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启蒙理性。
二、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困境。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必须保证永远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宗旨就在于要求人不屈服于权威和传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评判一切，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彻底的启蒙。
启蒙的理想就是获得永恒的真理和人类的解放，但是，启蒙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依靠的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康德哲学延续了整个笛卡尔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他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精致地概括了康德的思想：“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Hs0在康德哲学中，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审判官，其逻辑的结论是启蒙的价值理念。黑格尔说：“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
在启蒙哲学中，只有认识主体才能掌握真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掌握“真理话语”，可以为知识提供真理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如果启蒙要实现的是普遍解放的理想，那么它依靠的是作为自由英雄的实践主体。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话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现代性以主体性的名义展现了启蒙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展和展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生成，这种主体性原则最早由笛卡尔奠定，在康德、费希特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主体性”原则概括为“现代性”的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三是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四是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作为中世纪宗教和神学的替代物出现的。在中世纪，神、上帝是确定一切的权威，是人们生活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现代社会则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确立了启蒙运动，支撑了宗教改革。这种个人主体性原则内蕴的致思取向是“对象化逻辑”，也即“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这种逻辑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把个体性“我”视为第一性的实体的原则，它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也就是说，主体被认为是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立足于这种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是与我相对立，并由我所规定和覆盖的。海德格尔概括说：“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个自为地现存的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对此，黑格尔也曾做过专门的探讨，他指出，“个体性原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性”的原则，这种知性的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他人的关系上，将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价值。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德国学者韦尔默说：“所谓‘现代话语’指的是人类制定规范并被规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而此处的人是某种社会动物。自有统一性自我开始，暴力便存在了，而不是自律自我在确定过程中的某种新行为。” 毫无疑问，现代性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是现代性作出的贡献，但是在这一笔结构性的财产之后，还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这里的解放主要指的是主体的解放，主体的解放使反思力量获得了独立，人的思维开始不淳朴了，这样便通过反思力量的暴力建立起了普遍性、必然性，而有了暴力，必然就变得不自由了。启蒙理性作茧自缚，这构成了现代性自身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狭隘的启蒙理性，人们开始怀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绝对性。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宣称启蒙理性的死亡和现代性的终结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启蒙理性，怎么合理地摆脱现代性的困境。
三、现代性的.困境与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现代性的困境，不能别样地思考，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它不能别样地存在，也不能被别样地思考”。要使思考有意义，就必须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东西，这就是不能放弃启蒙理性，只能深化理性，不能终结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
哈贝马斯从启蒙理性的根基入手，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由于启蒙导致的现代性的困境只是启蒙的缺陷，是狭隘的启蒙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抛弃它，启蒙的缺陷只能靠进一步的启蒙来弥补。哈贝马斯把由于启蒙的“对象化的逻辑”导致的狭隘的启蒙理性归结为“意识哲学范式”，这种“意识哲学范式”是对启蒙主体性的一种误用，因此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就是重建启蒙理性、更新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意识哲学范式，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更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虽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困境，但是他不过是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完成。“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康德和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是和他们对启蒙以及现代性的理解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主体性和现代性具有同一性。在意识哲学范式中，意识哲学等同于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等价物，意识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推行全球资本霸权、技术霸权，欲以资本、技术统治全世界，现代性是一种资本的形而上学、技术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现代资本、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技术、资本的本质中隐藏的是人的关系。海德格尔相信，尽管形而上学的“遮蔽”是“存在的天命”，但是这种关系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海德格尔论述的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现代性的命运，即现代性和主体性是合二而一、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现代性的困境的惟一出路就在于重建启蒙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范式只是启蒙的一种误用，启蒙自身具有解放的潜能，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是而且只能是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要突破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必然要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换言之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理性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走出主体哲学的惟一一条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存在主义的焦虑。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范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从传统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客观立场”转变为“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这是因为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交往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就形成了3种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行为者的视角；第二人称的视角，也就是参与者的视角；第三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观察者的视角。这3种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以言语为中介的互动的生活世界，交往主体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二、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哲学范式，是一种从深层拒斥“对象化逻辑”的思维范式。交往行为理论祛除了一种俗命所具有的难以揣度的因果性，这种俗命由于具有一种无情的内在性而同存在的天命区别了开来。不同于存在事件或权力事件的“不可预测性”，遭到损害的交往生活关系所具有的伪自然动力保留着自我负责的天命的某种性质，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主体问性意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交往行为者不管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如何，都必然要卷入一种集体责任，从而不自觉地造成了后果。交往行为理论包含着3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性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交往理性、主体问性很自信，他说：“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取决于交往参与者对待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才能形成广泛的互动”。
这种共识的有效性标准是主体间的真诚性，而真诚性的东西是情感的东西，是“非理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理性是开放的理性，只有让理性自身让我们看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权力，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础，既充满活力，又识别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只有当理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利时，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才会发生作用。其实，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产生出来的权力作为一种达到更好认识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性”充分地发挥了启蒙理性的潜能，弥合了现代性的分裂，重建了统一性的规范，“如果以这种共识为基础，那么关于规范问题的合理论证就必定是可能的”。商谈共识在后现代的反理性、反启蒙的高呼声中坚守了启蒙理性与现代性。
篇6：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把启蒙运动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现代性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路径,即从自律精神、技术理性精神、自然法精神、和谐精神等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出发,在更深层面发掘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是一种新视角.从思想史看,启蒙精神对西方现代性生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基督教文化演变背景看,现代性是基督教不断去魅和世俗化的结果.现代性是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精神为支柱所构筑的价值观念体系.而现代性危机又同启蒙精神有内在关联.
作 者：陈树林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学术交流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EXCHANGE 年，卷(期)： “”(6) 分类号：B565.51 关键词：启蒙精神 现代性 自律精神 技术理性篇7：现代性、文化救赎与批判理论
现代性、文化救赎与批判理论
现代性文化救赎论是最流行的现代性问题的叙说方式之一.早期的批判理论是现代性文化救赎论的积极鼓吹者.但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早期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致命伤恰好就是他们的现代性文化救赎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使得批判理论把现代性变成了在怀旧情愫中产生的“幻想的文化现代性”,缺乏现代性要求实践自身的行动维度,也缺乏现代性介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实维度,更缺乏现代性与传统断裂而永远关注自身、关注当下的无畏勇气.可见,现代性的文化救赎论割裂现代性的存在形态与其文化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既无助于现代性的重建与自我辩护,也无助于现代性的批判与深度反思.
作 者：傅永军 FU Yong-jun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 分类号：B518 关键词：现代性 文化救赎 批判理论 理性化 前技术时代的文化篇8：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这些语词，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内部是聚讼纷纭的场所，相同的字词不同的内涵彼此交错、排斥、融通，而学术语用与日常语用又常常相互抵触，这使现代性、后现代性及现代化本身就成为了问题，从而使它们本想描述、解释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充满问题的理论掘进，才使我们的研究趋近真理（而非达到真理）。现代化问题，作为一种命名活动与叙述框架，无疑是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的。而实现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已被认同为我们的当然任务，对此的理论探讨则必须首先回答电视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本文愿就此作一次提纲式的探讨，希望有助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建设。
一、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1、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 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通过现代艺术 、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 、世俗化、 工业化、 商品化、 城市化、 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二十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
根据现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电视自身的历史与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的现代性界定为这样几个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维度：A、电视认知的现代性。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电视认知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理性，主要通过电视的认知性节目如新闻、纪录片等体现出来。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电视制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的产业特征。因为只有电视作为产业，其法权关系才准确，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现代性才强。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2、中国电视的现代性特征
A、电视认知的理性发展道路
中国电视文化主要由大陆电视文化与港台电视文化构成，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电视认知体现出一条“宣传价值――新闻价值，文学特征――信息特征，平面报道――深度报道……”的理性发展线路。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早期，基本是电视宣传――电视政治宣传。作为时代的政治意志的简单传声筒，电视，其理性高度匮乏。后来，对新闻价值的强调，使电视作为事实反映的工具的特征体现出来，电视理性萌芽。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使电视理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凸现出来。
篇9：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化
我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是八十年代主要由报纸发展起来的。它极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而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解剖新闻事实，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深度报道是我国新闻主体性理性发展的标志。但因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八十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并未充分发展起来。九十年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改善，深度报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电视语言的成熟，形成了九十年代蔚为大观的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评论的潮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九十年代深度报道的标志性作品。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把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当下的极致。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栏目外，各城市台、各省级台后来连县级台也先后创办了各种新闻评论栏目。它们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实、冷静、客观、科学的态度，使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的理性得到张扬。
专题片、纪录片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中国九十年代的纪录片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使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无疑也反映了电视理性的发展历程。理性往往与冷静、客观紧紧相连。《望长城》之后中国电视界对客观纪实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理性对电视的现代性的探索。思考者从前台淡出，实际上是让真正的理性出场，纪录片的解说词从八十年代的“情感外露”向九十年代的“情感内敛――无情的解说”演化，说得越来越少，理性与反思却越来越多。说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标志。将观众视为对等的对话者，并将镜头聚焦民间，一种平等、民主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贯彻，也是电视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使纪录片真正成为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历史档案，有学者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认定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1），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