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述评论文（精选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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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翻译目的论述评论文

翻译目的论述评论文

【论文摘要】翻译目的论的提出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它被引进中国也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目的论进行较全面的探讨，包括它的形成和发展，优点和局限性，它与传统翻译理论的主要区别以及它在实践领域方面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目的论，行为理论，局限性，传统翻译理论

目的论是汉斯，弗米尔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创立的翻译理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它的提出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目的论面世以来，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目的论的形成和发展，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它在实践领域方面的应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期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本文而对目的论有更全面清晰的了解。

一、目的论的研究现状

目的论的主要思想在弗米尔与他的导师赖斯合作的《普通翻译理论基础》里有系统的阐述。它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赖斯的研究是目的论形成的基础。赖斯在以“对等”(译文应该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交际功能上对等)为研究的实践中发现有时译文与原文不可能达到完全等值的，有时这种等值是不应该追求的，因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译文行不同的要求，译者应该优先考虑的因素是译文的功能特征而小足对等原则。弗米尔在他导师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以“对等”为中心的等值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创立了目的论。他认为，翻译研究不能单单依靠语言学，因为第一，翻译并不单单是甚至并不主要是语言过程，第二，语言学还没有提出真正针对翻译困难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翻译行为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应该在目的的指引下，考虑一切与翻译有关的因素，从而选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预期目的。

目的法则是目的论的核心法则。这就是说，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即产生一个能达到预期功能的译文就是其最重要的目的。而且弗米尔所阐述的“目的”有三种解释的，译者的目的(比如为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其结构直译的办法)。这里的“目的”主要指交际目的，指翻译发起人把任务交给译者，译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出发与发起者协商，以得出最后双方都满意的目的。诺德则认为译者无权参与翻译目的的决定。弗米尔还认为原文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当忠实原则失效时，翻译过程的标准是“充分性”，即译文只要达到其预期的文化交际功能即可，译文与原文相差多远是不必考虑的。另外两个法则是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连贯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译文读者文化背景下的语内连贯，换句话说就是译文必须能让读者在其文化背景下能够理解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忠实法则指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即达到语际连贯。在他对基本法则的排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忠实法则排在最后一位。这是目的论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主要的阶段。第三阶段的研究主要是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诺德的研究。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着重研究翻译行为过程，把翻译看作是实现特定目的复杂活动，强调参与者(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和译文接受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这是目的论发展的新阶段。诺德还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法则，即译文除了所需的材料必须与原文提供的材料相容之外，译文的功能也必须与原文意图相容。

而现阶段，人们对目的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许多人以“功能目的论”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或干脆把目的论放在功能翻译理论里讨论。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我们发现大部分对目的论进行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如翻译目的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或译者如何使文本达到翻译目的，或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研究。

在实践领域中，目的论已经被用于解释一些翻译现象、用于指导操作性文本的翻译，尤其是广告翻译，商标翻译，旅游翻译等。关于目的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分歧较大。按目的论的要求，只要译文达到委托人所希望的预期目的，那么译文就是成功的。那么晚清的小说的代表林纾和严复的翻译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拿严复为例，虽然他的翻译有大段的删改，有时甚至加入他个人的言论，可是他当时处在一个额旧交接、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他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以唤醒民意，呼吁国民奋发图强，抵抗外来侵略。实践证明，严复的翻译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的译大受欢迎，一版再版。从这个角度来说，目的论是适用于解释晚清小说的翻译现象的。同样，目的论也为一个译本有多个层次的译本提供理论基础。如同一本小说，根据不同的目的可翻译成明白易懂的儿童读物，也可以翻译成跟原著艺术价值一样的成人读物，也可以根据舞台剧的特点把它改编为舞台剧。可是反对者认为，如果只按照目的要求来翻译小说，那就会导致原著的文化特色或原有的特殊表达形式的丧失。关于这点，弗米尔是这样反驳的，“翻译的目的可以是模仿源文本的句法或文本结构，因而可以产生出在句法或结构上对等于源文本的目标文本。在文学翻译中。追求对原文的忠实也是一种目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目的oH(谭载喜，256)按照弗米尔的解释，目的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但是译者在此要负更大的责任。   那么，目的论是否还能用于指导其他文本类型的翻译呢，目的`论对法律、政论和外交文献等的翻译是否适用呢，到目前为止，笔者只找到一篇文章对目的论与外事翻译进行分析。其实，法律、政论和外交文献属于特殊文本。对于这些特殊文本，原语文本就是译文的绝评价标准，这些评价标准不能因为任何翻译发起人的目的不同或读者要求不同而发生改变的。可换个角度来看，既然是翻译发起人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那么这些特殊文本的发起人在要求译者的时候也应该会考虑到这些文本的特殊性，而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同样，译者也应该有着一定的常识，对这些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文本应该还它以真实面目，而不能有任何内容上的攥改。笔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后来者运用目的论来分析不同的翻译现象，为翻译目的论的发展完善添砖加瓦。

二、目的论的评价

(一)目的论的优点。目的论是翻译理论界的重要理论突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目的论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对翻译过程本身进行研究。目的论认为翻译是带有特定目的人类行为活动，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开拓了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一般层面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目的决定方式和方法，并注重文本文化交际功能的实现，这就赋予译者较大的灵活性。这为一些操作性文本的翻译，如广告翻译现象提供理论依据。如在广告中鼓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译者可以根据广告的特点和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把它译为“Don’tmisstheboat”，既生动又形象。而不必考虑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别。

第二，目的论提出原文只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客户、委托人、译者、译文对翻译过程有影响，使翻译研究摆脱单纯进行文本本身研究的局限。第三，目的论的另一大突破是，它把译文放在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也就是说，“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到另一中语言的文本形式转换，而是为另一文化的受众创造出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实现特定功能的目标文本的生产行动。只有译文读者在其文化背景下是能理解译文所要表达的意义，译文的交际功能才能实现。这也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一个标志。总的来说，目的论是在前人的理论上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它的优点得到了许多翻译界同行的认可，也被广泛用于指导翻译实践。

(二)目的论的局限性。首先，赖斯和弗米尔在他们合著的书名《普通翻译理论基础》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对所有文本都适用的翻译理论”。俗话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次，目的论有“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这虽然赋予译者很大的灵活性，可是却可能导致译文与原文相差甚远，损害了原语文本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争议最大。因为文学作品的魅力不仅是通过它本身所塑造的形象、故事情节，更是以其表达手法的独特来突显它的艺术价值的。如果只考虑发起人的目的和读者及其文化语境的因素而抛开原文，则必定会损害原文的艺术价值，那结果肯定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再次，目的论把原文的地位放在最次要位置是它的致命弱点。毕竟，原文也是评判译文的主要标准之一。

目的论的提出是西方翻译界一重大突破。它被介绍到中国后，也为中国的翻译界注入了一股清流。目的论为一些翻译现象，如广告翻译、晚清小说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中也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文学翻译、旅游翻译、外事翻译、电影对白的翻译等，这证明了目的论的旺盛生命力。可是，目的论也有它本身的局限性。它该在接受批评的同时不断的完善自身。我们对目的论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盲目相信它是小而全的万能翻译理论。我们要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它，把它精华的地方应用到实践中，又要在实践中发现其不足而对其补充发展。这样，翻译理论界才能呈现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

篇2：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述评论文

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述评论文

一、翻译能力模型PACTE研究

小组认为,翻译能力(translationcompetence)主要由翻译活动需要的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knowledge)和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knowledge)两大类构成。具体可细分为以下几种次能力,即:双语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翻译知识能力以及心理、生理要素。双语能力主要指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时所需的程序性知识,由双语语用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语篇知识、语法和词汇知识等组成,即通常所称的“语言能力”;超语言能力又称语言外能力,是关于常识和专业学科外在和潜在的陈述性知识,主要包括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和话题知识;翻译知识能力归纳为翻译职业各方面的陈述性知识,例如翻译单位类型、翻译方法、翻译市场上客户和受众等;策略能力是整个翻译能力模型的核心,是保证翻译过程顺利进行,并有效解决翻译问题的程序性知识。它联系着其他各个次能力,并控制整个翻译过程。其作用是规划、实施、评估翻译项目,激发并弥补各种次能力,发现翻译中的问题并提供最终解决方案;工具能力指应用资料、信息和技术的能力,如使用词典、百科全书、语法书、文体书、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搜索引擎等(肖维青:110-111)。PACTE的翻译能力模型既注重翻译过程又注重翻译结果,可作为翻译教学评价体系。据此,笔者将从师资质量、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杭师大、浙大、浙工商和浙师范四所高校的翻译教学状况进行研究。

二、四所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评价

(一)双语能力

据调查,四所高校中有两所在高考录取时对学生的英语单科成绩作了较高要求。并且四所学校在低年级段课程设置上基本涵盖了听、说、读、写、语法等英语技能类课程(表1)。但在汉语技能培养方面,唯有浙工商和浙师大开设了相关的语文课程。不开设汉语类课程的原因众多,但主要是出于对汉语的忽视。无论是校方或是学生本身,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汉语是其母语,因此无需再进行相关语言能力的培养。但实际上经常有教师反映学生的汉语译文“翻译腔”严重,这与学生自身的汉语素养有关。因一味重视英文语言能力而忽视汉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外语思维模式占主导,导致其汉语表达和应用能力下降。相比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忽视汉语的现状,翻译专业本科则强调学生双语能力培养以及双语思维转换,比如浙大翻译专业开设了“汉语与古代文化”“现代汉语”等课程来培养学生的汉语能力。

(二)超语言能力

依据各校英语专业本科培养方案(表2),四所高校均强调学生不仅应具备语言基本功,还需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从而满足各类外语相关职业需求。各校开设的课程(表2)基本满足了这一培养目标,比如,浙大将“交际英文写作”1列为必修课,还开设了文化类选修课程如“中国文化与国际交流”,以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而杭师大将“英语国家概况”设为必修课,让学生在学习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的基础上理解西方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与之交际。表2中所列课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这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外能力。通过分析语言外能力的组成部分,翻译中经常提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译者语言外能力中的话题知识有密切关系,而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则作为辅助,语言技能作为基础。总之,超语言能力对于译者来说必不可少。值得指出的是,浙大的基础翻译课程特别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基本上都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授课。其教学大纲明确指出,“由于课程的性质,授课教师将特别重视讨论环节,每位选课同学在课程开设期间须至少做课堂展示(presentation)1次”,这也为其评测“具有在讨论和团体作业中的批评与合作能力”提供了依据。相比之下,杭师大多以个人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要求每位学生独立完成自己的译作,这种课程评估形式显然不利于译者交际能力和其他翻译次能力的提升。除了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之外,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超语言能力的培养。一些翻译教师采用“纠错式教学法”,即一味强调词汇和语法等语言错误,而忽视学生对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以及话题知识的掌握,致使学生在翻译中捉襟见肘。因此,教师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超语言能力,在上课时可为学生适当补充翻译所需的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和话题知识。

(三)翻译知识能力

笔者认为,翻译知识能力的培养与教师自身素质密切相关: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翻译教学和从业经验,能为学生提供相关职业知识。据调查(表3),各校并不缺乏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是从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他们都拥有极其丰富的翻译教学经验。虽然本科英语翻译教学不以培养职业译者为主要目标,但职业化、系统化的翻译知识和实战经验的传授将有助于学生更有效地学习翻译,并为其将来可能从事的翻译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翻译知识能力的培养受教师自身素质影响外,还与教学方法不无关系。在本科专业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教学中要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倡导采用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多媒体网络教学法、计算机辅助等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翻译的全过程”(仲伟合:23)。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亦可模仿翻译专业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翻译知识,使其更多地参与到模拟化、类职业化的翻译过程中来,以切实体会翻译职业所需技能。

(四)策略能力

与翻译知识能力相比,策略能力作为程序性知识更需要学生发挥其主体作用。翻译策略的学习,即学会采用适当方法解决翻译问题,它受教学方法和作业批改方式的影响。例如,教师若采用以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法,学生可能更易掌握翻译理论知识,但实际运用能力较差;同样,若采用讲解参考译文的方式,学生容易过度依赖参考译文,而缺乏对翻译策略的积极思考,导致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较弱。据调查(图2),61%的学生指出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以讲解为主,实践为辅。而调查问卷的开放性问题显示,多数学生希望增加实践以及讨论等合作式教学手段。此外,调查发现,虽然学生理解了翻译技巧和理论知识,也辅以了大量相关练习题,但其无法将翻译技巧和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这说明学生的策略能力有所欠缺,当前的翻译教学方式存在一定问题。在作业批改形式上(图3),39%的学生反映教师以讲解参考译文为主,并以此作为评判译作优劣的标准;另有34%的学生指出教师会随机抽取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从而引导学生更多地思考其翻译过程。以浙大一位教师为例,该教师上课以分享学生作品为主,请学生陈述其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相对于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纠错法的传统批改形式,这一方法较为新颖,既能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策略能力,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给学生做出有效的反馈,为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铺路搭桥。事实上,愈来愈多的翻译学者(如肖红;张春柏、吴波2011;朱玉彬、许钧)认为,翻译教学应注重翻译过程,“国外曾有学者推荐采用加注翻译(commentedtranslation),即让学生翻译一篇文字之前,向学生交代清楚原文的出处,原文的功能—意图,译文的'读者,译文的功能。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翻译出来的文章,教师才能比较全面、公正地评判译文的质量”(林克难:57)。此外,李德凤在暑期全国翻译教学与实践高级研讨会上介绍的要求学生做“反思日志”的做法值得借鉴。反思日志要求学生撰写对翻译过程的反思:如何查资料、如何思考、如何译、如何修改、定稿等等。最后归纳,对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分类:语言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句子结构?语篇连贯性?要记录翻译中的整个决策过程:如何克服上述困难?用了哪些翻译技巧?哪些方面显示了你的创造性?译该篇章的翻译策略是什么?(叶苗:53)。

(五)工具能力

一位优秀的译者,除了具备上述翻译能力外,还应具有运用工具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的能力。据调查,四所高校中多数教师并未对学生的工具能力予以重视,教学中很少讲授如何正确使用翻译工具。相对于其他能力而言,虽然工具能力作用较小,但在讲求高效率、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翻译技术和工具已成为翻译行业不可或缺的帮手。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不应忽视工具能力的培养。通过对以上四所高校本科翻译教学的初步评价,笔者发现,浙江省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仍未完全摆脱“教学翻译”的窠臼,即过多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翻译知识能力、策略能力,尤其是工具能力的培养。此模式下培养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仅具备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很难胜任实际的翻译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翻译专业教育的初级阶段,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应区别于一般的语言教学,要以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为主要目标。本文认为,PACTE研究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为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教师可据此围绕各项翻译能力,有针对性地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逐一完善,从而更加切实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

篇3：诉权理论研究述评论文

诉权理论研究述评论文

论文摘要：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即请求国家给予审判保护，属于“司法救济权”的范畴。司法救济权除了包括诉权之外，还包括执行请求权，即请求国家给予执行方面的保护。本文主要考察民事诉权学说的发展简史，旨在探析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为我国建构完善的诉权保障制度，提供历史方面的经验。

论文关键词：诉权，诉权学说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FlaviusAniciusJustinianus）所著的《法学总论—法学阶梯》一书，最早明确提出诉权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该书第四卷第六篇的标题为“诉权”，对此标题的注释为“Actin一词，原意指某人诉诸官厅，不论他处于原告或被告的地位。随后又指出官厅的权利即诉权，或指进行诉讼采用的程序而言”；该书对诉权所作的定义为“诉权无非是指有权在审判员面前追诉取得人们所应得的东。西”。之后的诉权学说是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有了一定程度（法典形式上）。的分离后，随着“为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问题的提出而出现的，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得以广泛地研究。19世纪，德国诉讼法学者萨维尼（savigny）在构筑诉讼法体系时，将诉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等同，首先提出了私法诉权说。自从德国诉讼法学者瓦希（认厄ch）在他的1855年出版的《手册》及1888年出版的《确认判决》的著作中，倡导诉权是权利保护请求权的学说后，就引起该国诉讼法学者的重视，掀起了对诉权学说的研究和争论。现代的诉权学说产生于19世纪德国普通法末期，以1856年乌印特侠伊道关于《罗马法私法诉讼》的研究为起点。在此之后，由于自由主义国家观的产生和法治思想的发展，又产生了公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最先产生于德国，取代私法诉权说成为德国的通说。对公法诉权说的不同理解，一些学者又发展了不同的学说，以德国的德根科宝和伯洛滋为代表提出了抽象诉权说；德国学者拉巴尔特在1885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论》中提出具体诉权说，对抽象诉权说予以补充和完善；德国学者布拉伊提出了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在日本，经由兼子一的提倡而取代了具体诉权说成为通说。前苏联学者顾尔维其所著的《诉权》一书中，提出了三元诉权说，认为诉权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认定诉讼资格意义上的诉权；多勃洛沃里斯基等在《苏维埃民事诉讼法》中提出了二元诉权说，认为诉权与诉密不可分，因此存在程序意义上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以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莱翁狄骥为首的学者提出了完全否认诉权存在的诉权否认说，日本学者三月章也推崇该学说。

英美法系国家对诉权的研究不太注意表述诉权的定义，其对诉权的研究散见于对诉权规则的探讨。在《牛津法律大辞典》和《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有对诉权简单的解释。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前苏联的诉权理论而展开探索的。实际上，前苏联的二元诉权学说统治了新中国整整5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诉权学说也进行着独立的研究，最后在前苏联二元诉权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稍有差异的二元诉权说顾培东教授于1983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创刊号）中发表的《诉权辨析》一文，首次明确对诉权二分说提出了异议，对中国诉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张“诉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不包含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但同实

体权利又有必然联系”；同样针对二元诉权说的一些缺陷，江伟教授在与单国军合著的论文《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与陈刚、邵明合著的《民事诉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新二元诉权说，主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权益的权利；左卫明教授等著《诉讼权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诉讼权，并对诉权与诉讼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李龙教授的论文《民事诉权论纲》则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总体来说我国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也形成了一些独自的见解，例如，有认为诉权是起诉条件的起诉条件说、获得法院判决的权利对应说、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说，也有学者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双方就民事法律关系争议而进行诉讼，实施诉讼行为，以维护其正当民事权益的权利，但基本上处于通说地位的仍是二元诉权观点。

三、诉权学说的历史沿革

（一）一元诉权说

1、私法诉权说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诉权学说就是私法诉权说。该学说认为诉权就是民事实体请求权在审判中的运用和表现，是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民事实体请求权。该学说盛行于公法学说还不太发达的德国普通法时代，以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雪德（Windscheid）为代表。这一学说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诉权是对于国家司法机关（法院）的权利而非对于被告的权利，诉权与实体法上的权利应当有所区别。其次，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原告对于被告并没有主张任何实体法上的权利，而只是请求法院对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事实予以确认，私法诉权说对此无法自圆其说。最后，法院受理案件之前必须查明原告有无实体权利，而这恰恰是需要经过审理才能确定的。

2、公法诉权说

由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指向是审判机关，因此学者开始认为诉权并不是实体法上请求权所派生出来的权利，而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公法诉权说由此应运而生。公法诉权说包括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等学说。

抽象诉权说。该学说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合法判决的权利；诉权仅限于发动诉讼程序；任何人不管实体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均享有诉权。由于诉权的内容在于请求法院作出裁判，而

非要求就具体权利内容请求法院作出裁判，所以，称为抽象的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在理论上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使诉权的内容空洞化。由于不要求为具体内容的'判决，在法院作出的是驳回起诉的判决时，也视为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了满足。并且诉权如果是指任何人均可起诉而请求法院作出裁判，则仅能认为是拥有起诉的自由，尚难称为权利。这种抽象诉权实际上就是诉讼权利能力，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作为对抽象诉权说的修正，诉讼法学者又提出了具体诉权说。该学说认为诉权是个案诉讼中原告向法院请求作出特定内容的判决的权利。抽象诉权说的区别在于，具体诉权说将原告的具体权利主张作为诉权的内容。但由于没有说明被告是否也享有诉权，该学说很快被改进的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所吸收。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认为诉权在提起诉讼之前就存在于当事人双方，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利己判决”的权利，原告起诉仅仅是主张判决请求权存在于自己一方，而由法院根据具体的诉讼要件来判断请求权存在于原被告中的哪一方。具体诉权说将一般的诉讼要件与权利保护要件严格区分，尤其是在诉的利益方面开创了民事诉讼法学独有的理论，创立了民事诉讼法学与民事实体法学相分立的独立基础。具体诉权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依据该学说，原告有要求法院按照自己的请求作出胜诉判决的权利，但实际上法院是根据案件展示出来的证据并适用实体法律而作出判决的，通过审查具体的权利保护要件来判断是否给予原被告以保护，而并不是必须依据当事人的主张作出胜诉判决。这就不符合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法理：负有义务的人不得对自己的义务为裁判而决定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存在；如果当事人的诉权还需要法院来判断是否能够行使，这就不能称其为一种权利。

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纠纷解决请求说）。抽象诉权说所谓的诉权其实相当于诉讼权利能力；具体诉权说又有将当事人诉权绝对化之嫌，因此出现了对两种学说的缺陷进行折衷的本案判决请求权说，该说认为诉权是当事人要求法院就自己的请求是否正当作出判决的权利。所谓的本案判决包括承认请求的判决和驳回请求的判决。这种诉权不拘泥于原告的权利主张是否正当，即使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是正当的，但如果没有正当的利益或必要，也照样不被承认。因此，这种诉权的要件相当于从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权利保护要件中除掉实体要件之外的诉讼要件。该学说克服了抽象诉权说和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许多缺陷，但是也招致了学者们的批评。按照此说，只有法院在判决之后才知道当事人有无诉权，在诉讼过程中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有诉权。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当事人既然已经起诉，如不承认其诉权的存在，那么其依据又是什么呢？

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该说认为诉权是对国家机关的公法上的请求权；诉权不依附于民事权利而是独立于民事权利之外。诉经合法提起之后，司法机关根据诉讼法和实体法作出有利于原告或者被告的判决，并非对当事人的诉权履行义务，而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实行司法行为的结果。原告在请求司法保护时所享有的权利仅仅是公法派生的“第三人利益”，即当事人是受益人而非权利人，诉权不是个人的权利。学界一般认为该说有以下缺点：诉权应自诉讼程序外部进行运用的权利，而非只于诉讼内行使，否则无法解释当事人何以能起诉；诉讼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判断诉权的有无，没有必要承认诉讼内的诉权；此说没有揭示出行使诉权所需具备的要件，因此和抽象诉权说难以区分，具有和其相同的缺陷。

（二）多元诉权说———二元诉权说

多元诉权说以二元诉权说为代表，该说认为诉权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就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即起诉权，另一种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原告对被告的实体上的要求获得满足的权利，即胜诉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起诉的权利也就不可能有满足诉的权利；同样如果原告没有满足诉的权利，那么起诉的权利对原告来说也就没有保护被侵害权利的价值。

学者对这种诉权学说的批判是尖锐的。二元诉权说其实是私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和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这三大原初诉权说的简单综合。程序意义的诉权和抽象诉权说无异，而实体意义诉权则是私法

诉权说和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共同衍生。这种简单的糅合只会使它继受三大诉权说固有的缺陷。二元诉权说并没有超越具体诉权说，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具体诉权说的程序保护要件和实体保护要件作为两

种诉权分开定义。

（三）诉权否认说

鉴于每种诉权学说至今都存在着理论缺陷，有的学者提出了诉权否认说，否认诉权的存在。该说主张国家创设民事诉讼制度，以公权力解决私权纷争，国民对此国家权力应予服从，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利用民事诉讼制度以公权力解决纷争，当事人此项法律上的地位并非国家司法机关有何权利义务关系。否认诉权说的理由还有就是随着诉权成立与否问题被主要作为诉讼要件论加以议论，逐渐使诉权论失去了讨论的意义。

（四）各种诉权学说小结

各种诉权学说产生的分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诉权的公、私法属性。除了私法诉权说认为诉权是实体请求权的延伸属于私权外，抽象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纠纷解决请求权说都认为诉权是指向法院，要求法院进行审理裁判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公权；至于二元诉权说，有的学者认为起诉权为公法上的权利，而胜诉权则是私法上的权利，因此诉权是一种公私法相结合的权利。第二，诉权为公民一般地享有，还是为具体纠纷中的涉及人，抑或具体诉讼中的当事人享有。抽象诉权说认为诉权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权利，而私法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纠纷解决请求权说则认为诉权是具体纠纷中的涉及人所享有的，诉讼内诉权说认为诉权为具体诉讼中的当事人所享有。第三，在一起具体的诉讼当中诉权是为原告独有，还是当事人双方都享有。抽象诉权说认为诉权为双方享有，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纠纷请求权也认为双方均享有诉权；私法诉权说主张的诉权则只能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即原告享有；按照二元诉权说的逻辑，诉权也只能是由原告一方享有。第四，在是否对诉权内容进行了阶段性（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划分方面也有区别。抽象诉权说和私法诉权说没有进行这种划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虽然侧重于强调诉权的胜诉权性质，但其区分了起诉要件和权利保护要件，实际上也就对诉权的内容进行了阶段性的区分；纠纷解决请求权说承继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诉讼要件论，因此实际上也作出了区分；二元诉权说则明确地将诉权划分为起诉权和胜诉权。第五，对于审判阶段“胜诉权”的性质存在着争论。权利保护请求权和二元诉权说都认为原告具有要求法院作出有利于其的判决，获得实体上请求满足的权利；而纠纷解决请求说则明确否认原告具有这种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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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版；

3 孙森焱：《诉权学说及其实用》[C]，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下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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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M]，法律出版社版；

6 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7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8 谭兵：《外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版，第117页。

篇4：现代汉语教学述评论文

现代汉语教学述评论文

一、激发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以及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提高学生语言修养。现代汉语有助于学生提高对母语的认识，使之系统化，增强按语言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使他们在语言运用中既能“匡谬正俗”，又能求异创新，为他们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现代汉语课程面向的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和相关专业的一年级学生，他们经过高中的学习，大多一开始认为现代汉语就是中学语文的重复，也有的认为现代汉语就是我们的母语，没必要重视，因而对这门课程提不起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要求教师仔细研读教材，积极捕捉、整理、分析各种各样活的语言事实，不断补充、完善授课内容。课堂上，尽量用富有时代感，具有针对性的实例，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现代汉语中枯燥抽象的理论趣味化，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如在讲解词汇时，可以尽量多举一些学生身边的实例，让他们参与其中讨论、辨别，选择最准确、贴切的词语表达。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其中最显著的就体现在词汇上，“神马都是浮云”、“有木有”等网络词语产生的原因何在，又为何会普及开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教师做引导、总结。汉语词汇丰富，同样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比如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稻谷叫“谷”，脱壳的叫“米”，煮熟的叫“饭”；而在北方，稻谷叫“稻子”，脱壳的叫“大米”，煮熟的叫“米饭”。

也可以给出一个词，让不同方言区的同学分别说一说家乡方言的表达，比如北京话“一个苹果”，量词用“个”，苏州话用“只”，福建、广州话叫做“一粒苹果”。这些在讲课的时候适当补充，让学生时刻体验活的语言就在自己身边。学习文字时，将汉字与文化结合起来。因为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分析汉字的造字法，可以通过有趣的例子将理论形象地讲解。如“贝”字做偏旁的汉字，多和钱财有关，这是因为古人曾用“贝壳”充当货币商品。又如从“取”的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是用手拿耳，古人打猎或打仗用手拿左耳作为立功的凭证。从“男”“、女”的造字上，可以看出古代男女不平等的历史事实。也可以适当穿插字谜、拆字、填字的游戏，寓教于乐，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掌握基础的语言知识，灵活创新，开阔眼界。现代汉语教学目标主要在于学生能够运用语言，学会分析语言现象，并具有一定的语言研究能力。学生不仅要学会语言知识，更要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充分发挥语言工具的作用，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仅仅让学生死记硬背，那样只能将理论僵化，无益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引导学生活学活用，比如讲到规范用字，可以提前让学生搜集身边或见到的不规范现象，并分析其优劣。学习修辞时，选取名家经典语段，仔细推敲、分析，使学生学会遣词造句，形成较好的表达效果。现代汉语课堂在教授汉语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一定的语言研究素养。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产生一种问题意识。“尽信书不如无书”，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永远站在问号的前面。如发现与语言事实不符的情况，及时指出并分析。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课堂，积极思考。能够从平时的语言事实中，发掘出隐藏在背后的规律。比如“他的老师当得好”能说，而“他的教师当的好”一般不这样表达，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又如在“把+名词+动词重叠”的结构中，“把桌子擦擦”、“把书读读”、“把马溜溜”，都是适当的表达，而“把桌子买买”、“把书借借”、“把马骑骑”却一般不这样说。这其中的规律又是怎样的，可以让学生搜集类似语料，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答案。

二、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语言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但语言能力的培养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用实践去培养和强化。理论的终极目的就是指导实践，现代汉语也一样。它除了要求老师的课堂讲授之外，还需要学生参与进来，成为实践主体，发挥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将书本上的理论切实地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激励质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所学知识，不断地提高语言素养。从形式上来划分，现代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语，在教学上两者应该兼而有之。然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繁多、教学观念守旧等因素影响，现代汉语课大多是沿袭学习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模式教学，就形成了重视书面语教学，而忽略口语训练的局面。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尽管试卷成绩良好，却不能流利地表达。

常见的是有的学生回答问题语句不通，思路混乱，有的学生普通话表达还不过关，有的学生经常带有“然后”、“就是说”等的口头禅，因此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素养，进行专门的口语训练是十分必要的。“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口语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要让学生树立自觉口头训练的意识。生活中我们每天要与人交际，几乎天天都在使用语言，当与别人交谈时，要注意分析别人的语言，有意识地积极调整自己的语言行为，便于人与人之间的顺利交际。其次，开展“今日我主场”的课前3分钟演讲活动。每节课前可以让同学围绕指定话题或自备话题，进行3分钟的演讲。从音、义、技来要求学生，逐步实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流畅地表达。音主要从发音、吐字、语调、节奏来把握，克服学生吞吞吐吐，纠正学生的不规范发音，能够做到发音吐字清清楚楚，易于让人明白。义主要是演讲的结构和内容上，要求结构清晰、主旨明确、内容丰富。技就是演讲的技术性，要求学生注意站姿、眼神交流和手势语等的运用，克服胆怯心理，得体大方，形成自信从容的交际风度。我们所学的语言知识对于说话和写作大有裨益，教师要及时更新授课语言，结合生动新颖的语料，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时代、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教授文字的时候，有许多关于国家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其中就有和社会紧密相关的语言运用上的规范化问题等，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也要让他们参与其中。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用语规范调查，街巷名称、广告标语、报刊杂志上使用语言等等都是鲜活的素材，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开展讨论。

这样学生既掌握了知识，也锻炼了调查、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语音教学上，要注意纠正学生固有的不准确的发音习惯，让他们从意识上注意自己的发音。很多学生认为声母、韵母等内容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大不必在课堂上再来学习。殊不知我们不仅要学会发音，还要通过与不同语系的语音的对比，对其产生规律性的认识。也有的同学受方言音的影响，个别发音总是出错，这就要及时纠正和鼓励学生，让他们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多加练习。通过音频的播放，让学生掌握准确发音，也可以让学生做示范朗读，互相比较，共同提高。在词汇和语法教学上，可以开展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辩论等活动，让学生在讨论中对问题产生深刻的理解。比如，“整”、“忽悠”等东北方言词，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来，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可以以此为论题展开讨论，从中能使学生更加明确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同音词、多义词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兼语句和主谓短语作谓语的句子也很难分辨，让学生展开讨论，如何分辨，积极思考，教师加以点拨，这样比起单纯的教授效果要好得多。语言理论需要语言事实来支撑，语言事实也需要理论来指导。只有将两者巧妙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语言理论的价值，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课外还可以组织各种主题的兴趣研究小组，比如“汉语方言研究”、“汉语词汇研究”、“社会用语”等，集中组织，围绕主题开展研讨，积极开展提高语言运用的实践活动，从中得到语言实践能力的锻炼。如开展推广普通话活动，使语音教学为推广普通话服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校报社、网站进行文字校对的相关实践，组织各种主题形式的演讲、辩论、朗诵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语言课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并从中得到很好的语言综合能力的锻炼。综上所述，现代汉语教学要切实将语言素养成为首要教学目标，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语言实践能力。

篇5：初中英语教学模式述评论文

初中英语教学模式述评论文

一、创设合作学习情境,注重个体差异性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要积极创设一些合作学习、讨论交流的情境和平台,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自愿自觉地学习英语。在课堂教学中,开设一些话题,让学生两两组合,采用对话或者讨论的形式完成。例如,在学习pets(宠物)这一章时,可以先让学生两人组合,用英语问对方一些关于宠物的问题,一人提问,一人回答,最后全班进行交流后再引入正课的教学。另外,在小组的人员分配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如性格、性别、学习能力、英语程度等,进行适当分配组合。有的学生读写较好,口语差,有的学生听说还行,但语法较差等,充分了解每个学生不同的英语学习状况后,再进行有效分组,分成的小组要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补学习,在合作交流中都能有所收获。学生之间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合作学习,保证英语的练习量,创造优良的英语环境氛围,增进学生之间的感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和表达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十分重要。当今社会,大部分工作都要靠团队的协作才能完成。正确有效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且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学生在一节课的时间里一直集中精力听课是一件很难的事,因此,教师要积极利用合作学习模式的优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一节课中能尽量保持活跃的状态。例如,在学习一些趣味性强的故事文章时,可以让学生组成小组进行角色扮演。学生在此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文章内容和人物的形象,然后通过互相之间的沟通配合完成。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并且让他们熟悉文章,对单词、句子和语法加深印象,有利于英语知识的学习,了解到合作学习的必要性。通过合作交流,学生之间还能互相督促、共同进步。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学生通过思想交流,能触动到更多的思维想象,产生更多的想法,眼界和思维面也在潜移默化中扩大了。

三、组织英语合作学习的拓展活动,发展创新思维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语境十分重要。如果能经常身处英语的语境,那么掌握好英语并不是难事。在初中英语教学中,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要多多创造机会让学生学习和使用英语。所以,开设英语的课外拓展课非常重要。通过一些合作交流的活动,让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提高。例如,学校之间可以经常组织一些对英语感兴趣的学生进行交流。或者邀请一些外教开展一周一节的拓展课,轮流安排一些学生参与。学生通过互相合作、做游戏等方式加强英语口语的练习,并且学习到英语标准化的讲法和用法。又例如,可以建立英语兴趣小组,每周播放一些英语的影片,欣赏完后让学生用英语写一些简短的感受,最后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借助一系列的活动平台和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全面有效地开展英语学习,并且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

四、结语

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英语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初中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在初中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消除学生对英语的排斥和抗拒,通过互帮互助,能够让他们树立自信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表达自我,从而更好更熟练地掌握和应用英语知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篇6：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现状述评论文

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现状述评论文

一、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现状回顾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

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

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

(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

(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

(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

(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

(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

(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

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

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

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

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

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功能。

这种特殊性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

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

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

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

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

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理论创新取决于方法创新。要提升教育理论研究既求“真”又求“用”的学术品味，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一个突破口。目前国内农村教育研究尚未获得深厚的学理支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制于方法论的局限。当下农村教育研究方法以经验性研究和思辨性研究为主。经验性研究方法普遍存在由个别经验轻率得出一般结论的倾向。由于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一些研究者虽然也做实地调查，但对实证研究的涵义并无真正理解。他们往往从先验的理念出发，到“现场”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事实”，然后用这种经过处理的“事实”去论证自己的一般性结论。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虽然重视实地经验，重视个案调查，强调事实说话，比起那种大而化之的“自上而下”的一般性论述来说，具有其特有的学术优势，但如果人们只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和认识提出主张而缺乏深层的理论关怀，就会使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走入死胡同，很难提升中国农村教育研究水准。与此同时，目前农村教育研究主题明显受政策指令左右，不少研究者从教育政策与体制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思辨性研究缺乏学科理论视野的介入，存在着自说自话，各执一端，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谁也不必为自己的议论作出充分的学理性论证，这种状况必将使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之中。那么，在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中如何超越这种或“自上而下”研究，或“自下而上”研究的限度?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换和丰富研究视角。如果说以往的研究主要是“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研究的话，现在则需要将“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待农村教育，也要从农村教育本身看待社会发展。不仅要知道农村教育“是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在此基础上提出“怎么办”。

为此，需要综合应用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采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理论与实践、归纳与演绎、比较研究方法与综合评价方法相结合，使研究更为系统和科学。

篇7：石化火灾事故处理述评论文

石化火灾事故处理述评论文

出现的操作失误油化工企业具有流程复杂,工艺参数多的特性,其具有比较高的自动化控制程度,高操作要求,稍有不慎就容易导致误操作。当然这种误操作与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也有一定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不撤掉的管道未置换或者置换的不彻底,阀门未关严以及没有有效的措施进行的拆卸设备等,这样就非常容易!饬生产流程走向错误,造成设备的超压物料的泄露,最终导致一系列的火灾事故。这种误操作的另一种表现力是物料的配比出现控制错误,催化剂对于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很大,过量的催化剂,其拥有较高的反应速度,如果反应热出现问题,火灾的发生的几率也会提升。违章动火的作业易爆易燃的一系列化工装置区域内,往往进行一系列的设备检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经常进行焊接以及切割,或者利用砂轮、电钻以及喷灯产生火花、火焰以及一系列赤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对于违章动火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对于违章指挥,动火审批的不严格操作;第二,盲目动火;第三,现场监护不力;第四,自救措施的不利。习惯性违章的定义习惯性违章主要表现为这几个方面;第一,对系统的掌握不全面,不透彻的研究;第二,对安全操作规程的不合理删除;第三,对相关严格岗位培训的缺乏;第四,监管机制的不严格。

石油化工装置具有一系列的特性,比如其事故发生突发性、多变性以及过程的复杂性及极度危险性,不能实现有效安全的事故出现,下文对事故处理的程序,简单剖析。现场情况询情以及侦察检测。消防队到场的主要任务是现场询情以及侦察检测。通过及时询问现场知情人。进行一系列实地侦察检验,广泛了解事故的发生情况,采取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制定处置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置。警戒的设立消防队实施处置的基础工作是设立警戒。通过一系列的侦察检测与现场询情确定一系列事故等级以及轻重度区的划分氛围和蔓延的方向,这样就可以及时疏散下风方向的群众,使无关人员无法进入有毒区域,对有毒区域内的消防队员以及工厂技术人员按照一系列的等级进行个人防护,避免发生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冷却防爆性消防队到达现场时要进行及时的冷却防爆,首先要抑制流淌性火灾,在这种基础上对发生事故的装置以及邻近设备实施上进行从上至下的全方位冷却,在冷却中要优先选择重要装置,并且分别利用装置邻近的高压固定炮及其半固定消火栓系统进行快速出水,冷却水枪要不断来回摆动,不能停留在同一部分,防止出现冷却不均匀的情况而是装置发生变形。关于关阀断料为了减轻或者消除石油化工装置事故的危险行为,需要进行及时的关阀断料等措施,这种战术措施的实施时,对阀门的位置与形状要进行一系列摸清,对于物料的数量以及反映时流速,阀门关阀时的技术要求等做到明确透彻的了解,在工厂技术人员的参与下进行。当其出现较高温度,较强的辐射热强时,操作人员要在水枪掩护下实施关阀断料的措施。

堵漏输转的应用化工灾害的控制手段氛围堵漏和输转。在石油化工装置实施全方面冷却的时候,要设法对泄露部分实施堵漏,在堵漏的时候要针对泄露装置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堵漏工具以及堵漏胶。将物料安全转移的方法就是输转,在石油化工的生产装置中,采用一系列的排空管以及回收管,将物料安全转移到其他生产装置以及回收槽;对于粘稠液体和冷输液化气,在转移过程中要用氮气吹扫,以加速其气化,加速其流动,对于地面流淌的物料可以通过地沟导流进行回收。全方位灭火在应对石油化工的装置火灾事故时,当压力降低到一定数值的时候,火势明显出现减弱的现场,堵漏输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进攻前,要根据现场的火灾状况制定相应的进攻计划。充分利用其灭火系统,对水枪、水炮等等进行合理的部署,做到无死角的火场,以及储备充足的灭火剂情况,并且至少要保证30分钟的进攻时间,选取其中的精干力量,每支水炮、水枪的应用不能超过2个人,并且参战队员的行动要做到一系列的标准,当进攻的时候,或者冷却中装置发生一系列的异常情况,出现爆炸征兆时要及时进行撤退组织。

在现实情况中由于石油化工企业具有一系列易燃易爆的物品,其复杂的介质,稍微出现疏忽就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社会影响,只有认真分析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掌握其基本的处置对策,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灾的诱因,对于火灾事故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企业安全,生产的稳定等。

篇8：述评经济管理现代化及发展趋势论文

述评经济管理现代化及发展趋势论文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概述

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是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需要在经济管理的手段、经济管理的模式以及经济管理的方法上进行改进,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经济管理的内容,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总的来讲,经济管理现代化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重理轻管。要明确优秀的管理的核心不在于管,经济管理也是如此,要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其重点不在于掌控的程度有多少,而在于多多理顺其中的关系、多思考其中的规律、多规划协调,及时发现问题、消除弊病加以解决。毕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去掌控任何事情。只有重视理,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管理的艺术和内涵,进而去更有效地去进行管理。其次是科学化、自动化。实现管理的科学化是现代经济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日常的经济管理过程中遵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强化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不违背科学。并积极借鉴和吸收科学成果,将其运用到管理工作中,以此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并逐步实现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借助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实现经济管理的及时有效调控,做到经济管理的科学化、自动化。再次是专业化、民主化。经济管理实现现代化,就要做到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参与到日常的经济管理中,提高经济管理的专业化水平。这就要求管理人员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并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确保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做到专业化。同时,经济管理离不开广大职工的参与,积极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实现管理的民主化也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经济管理了现代化优势的必要途径。最后是能动性、创造性。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经济管理也是发挥管理人员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活动,要足额包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预定的目标,需要参与人员积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不在于其制度本身,而在于参与管理的人员都能够充分参与其中,发挥出各自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展示各自的优势,从本质上提升管理的水平,而不在于僵化地管制人力物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

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分析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满足经济管理的需要,经济管理在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管理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趋势。

一是管理方式更加民主化。在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中,首先要实现核心价值,并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发展逐步将决策的重心下移,并以此来实现管理的民主化。通过研究成功的企业案例可以发现,在任命基层管理人员时,往往会花费较长的时间来组织和研究,确保基层人员的意见能够被包含进去,实现管理的更民主参与。如果缺少这一相对繁琐的过程,可能就会致使决策难以发挥民主优势,使得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出现不良后果。毕竟基层人员参与民主管理决策,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和执行,进而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目标。

二是沟通方式的网络化。要实现经济管理快捷有效,提高效率,需要企业各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网络化的内部联系,实现在各个层面的便捷的交流和沟通,进而可以及时发现企业在管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及时加以解决。通过将沟通方式向网络化模式转变,可以有助于信息更有效更快速地传播,扩展信息,也有助于将决策的重心下移,使得民主管理更为彻底,士曾强决策管理的科学性。通过这样一种沟通交流方式,在组织内部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实现经济管理的有效运行。

三是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在未来的经济管理中,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实现人性化管理是确保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保障。管理模式需要根据管理的需要及时进行改进,科学化管理可以避免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传统的管理模式一般都缺少人性化管理特征,而且这一缺陷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社会多元化缺失越来越明显,社会组织的运行管理也越来越需要每个个体参与其中,并发挥其创造性,仅仅依靠制度来实现管理难以适应形势发展,毕竟生产管理的主体还是落脚于人的因素。因此在未来的经济管理中,需要围绕人这一根本性因素来展开,通过研究人的心理、需求等特征来挖掘人在生产管理中的主动性,积极满足其各层次需求,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管理的人性化,进而促使每个人都主动参与到经济管理中去,以人性化管理来优化传统的管理制度,以此深化管理模式改革,实现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

四是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在传统的管理结构中,组织模式一般都是金字塔形,单位的管理层都处于金字塔的最上端,是整个单位管理决策的核心,单位的决策都是通过这些人产生,并通过金字塔结构逐级向下层传递,金子塔下层结构只负责执行决策。这要求下层结构对上层管理者的绝对服从,被管理的人员要服从于上级、服从于组织,面对集体利益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并对组织和单位绝对忠诚。这一结构具有明显的缺陷,它极大损害了金子塔下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发挥每个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而且伴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管理需要,制约着组织的发展。作为管理人员,需要掌握全面的信息,对组织中存在的各种情况都有明确的判断,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通常这一点仅仅依靠金字塔上层管理层,是难以做到的。通过向扁平化结构过渡,可以保证更多的员工参与到组织的管理决策中,有助于发挥每个人的主管性和能动性,实现员工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并提升组织的适应能力,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五是注重团队协作意识。不管在什么组织或者机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对于保证管理的有效落实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团结协作精神也是组织发展的核心要素。未来的经济管理中,依然要强调团队协作重要性,积极融合管理者与具体的操作者,做到优势互补,实现组织目标,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团结协作同时,也要注意灵活性,依据组织不同的管理需要,将团队进行不同的组合优化,实现团队内部人员的平等和团结,提高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强化组织内部的协调,推动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总之,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作为组织中的管理人员要主动研究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特征,把握其核心要素和发展趋势,以此来推动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服务社会经济的水平。

篇9：高中化学有效性对策述评论文

高中化学有效性对策述评论文

一、创设有效问题情境，营造和谐的氛围

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营造自由、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这就需要教师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教学“氢氧化铝的两性知识”时，教师演示氢氧化铝与盐酸、氢氧化铝与氢氧化钠反应的实验后，提出问题：为什么氢氧化铝既能与盐酸反应又能与氢氧化钠反应呢，而且生成物都是盐和水？那氢氧化铝是酸性还是碱性？这样给学生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高中化学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创设问题情境要体现出现实性。高中化学教师要延伸课堂教学，将抽象的知识转变为实践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其次，创设问题情境要体现出思考性。高中化学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出思考性。如，切开的苹果放一段时间表面会变色，新买的铝锅烧过自来水后会出现黑色斑点等有趣的现象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对化学持久的兴趣。

二、发挥化学实验魅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化学实验是学生对化学产生兴趣的源泉，实验中教师可以改进常规的实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参与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演示实验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演示实验要努力规范演示操作，尽可能引导学生在做中学，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如，教学“铵离子的检验”时，课引导学生做演示实验：氯化铵、硫酸铵分别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实验中教师要让学生注意铵盐和碱反应能放出氨气，同时要让学生观察在装有铵盐与氢氧化钠混合液的试管口的试纸的颜色变化情况，有无气体放出等。引导学生根据实验现象进行讨论，师生总结出结论。另外，高中化学教学中还有很多探索实验，引导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构建知识、发展技能。化学教学中的一些演示实验，教师可以进行创新设计，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将演示实验变为学生探索性实验，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法、自主选择实验器材、自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等。这样学生有了动手、动脑的机会，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实施开放教学，充分挖掘学生潜能

开放性问题具有挑战性，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的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入一定的开放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课程理念，同时也有效地改进了传统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在解决灵活、开放的问题中，有效拓展思维。如，高中化学练习题：下列哪种试剂能把K2SO4溶液和Na2S溶液区分开来？（1）BaCl2溶液；（2）氢氧化钠溶液；（3）稀盐酸；（4）氯水。教师让学生遮去题后的选项，把问题变为主观题：可以用几种方法区分K2SO4和Na2S两种溶液。这样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要求，解题的角度多样化，学生很快会得出多样化的解法：如利用钠元素、钾元素的不同焰色反应等进行区分，从而有效拓展学生的解题空间，发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

篇10：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论文

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论文

德国历史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兴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在德国流行了近半个多世纪。它的风格迥异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个反对者。十九世纪末，经过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但并没有消亡）。纵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鼎盛和衰亡过程，有一个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在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衰落时，历史学派兴起；而当主流经济学重新崛起时，历史学派却衰落了。历史学派兴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它的兴衰以及这一过程本身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反对与抨击经济学的主要法宝。这一思想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亚当・米勒和李斯特那儿就已经萌芽，经过罗雪尔的发展，到施穆勒的达到顶峰。

所谓历史主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因此，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并不存。

亚当・米勒首开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先河，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旨在说明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认为后者的研究主题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9页。）并着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6页。）

罗雪尔则进一步指出：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05页。）认为“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述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1页。）因此，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将历史方法的原理归纳为：1.通过记述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7页。）并认为“这样的记述同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2.研究“过去各文化阶段”，因为过去文化阶段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3.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比较，“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4.中性地对待任何制度，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变迁过程，才能把握制度变迁规律。

施穆勒系统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之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认为罗雪尔的研究是“历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历史统计法”。他力图通过归纳历史和统计资料，建立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全面讨论所有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创立与主编了被称为“施穆勒年鉴”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全面搜集和记录历史资料。因此也使历史学派成为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他本人则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权力，成为领袖人物。德奥方法论之争也主要在他和门格尔之间展开。在论战中，他坚决反对门格尔所采取的“英国演绎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将经济学说建立在一两个心理命题上的做法，把经济学弄得过于狭隘，演绎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和从属于归纳方法。他宣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

施穆勒将历史主义推崇到了极致，桑巴特则将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著，从而使历史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顶峰。在这本书中，桑巴特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缺陷，声称“‘历史的’和‘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他要“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给予死材料以生命”，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检讨，才能够发现见诸现象中的最普遍联系。只有一个在理论上受过完全锻炼的，尤其认识现代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者，才能够著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但他对古典经济学（他称之为“曼彻斯特学派”）的评价仍然不高，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学说，是“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强调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制“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的经济生活史。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的代表性特征。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埋头专注于对经济史料的整理分析。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的都是丰富的史料，但材料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可以说，在李斯特之后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然而，这并不表明历史学派缺乏存在基础，也不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历史主义虽是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全部特征。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感

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当时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历史学派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从而使历史学派呈现出很强的历史感。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感，首先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即理论要为现实服务，指导与规范经济实践的运行；其次则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使理论分析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历史学派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

从表面上看，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及德奥方法论之争是学术争论，实质上则是德国资产阶级在向当时统治世界市场的英法资产阶级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争夺对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控制权。历史学派以历史主义为旗帜，从德国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德国寻求强国之策。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及思路，至今对后进国家的起飞仍有借鉴意义。也正是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使命决定了历史学派不可能以世界主义，以静态的、单因素的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他们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具体是德国）的特殊性，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为德国设计强国之路。也正因如此，历史学派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先声。

（一）李斯特的发展观

李斯特的发展观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三部分组成。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首先回顾了西欧各国历史，指出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着，他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写下了他的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18页。）。在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1.重视教育、科技在生产力进步中作用；2.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3.认为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进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穿T诖嘶础上，李斯特重点强调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可以促进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可以完善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而言的。

不过，“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论”都只是铺垫，李斯特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上。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保护关税，在他看来，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可以认为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立物的生产力学说和工业优先论是关税保护政策的理论准备，后者是前二者的逻辑结果和案例分析。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方良，因此而得到大书特书。

尽管李斯特的发展观并不成熟，但他在学说史上，第一次论证了生产力问题，提出并论证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路径问题，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德国经济上升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基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二）罗雪尔的发展观

罗雪尔在其著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开宗明义认为：“国民经济学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4页。）“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课题”。（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7页。）虽然在具体理论上，他主要综合（也有人讲是“拼凑”）了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理论，但他并没有止于此，而是试图将这些理论统一在一个发展的框架中，希望将它们在时空中展开，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赋予其动态感、整体感。（注：马颖：《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评论》1995年第1期。）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将其用于分析经济的给定阶段，并且构想出一个发生在静态地构思出来的各阶段之间的有机发展过程”。（注：《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3卷，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公司1972年英文版第2版，第559页。）

罗雪尔的发展观除上述将经济学的.任务归结为发展外，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分析了各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因既利益阶级的阻碍和国民精神的衰落而衰落。推迟衰落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民素质，他说：“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技能较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383页。）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次，罗雪尔认为每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受了自然、劳动与资本的共同支配，这三种要素共同创造财富。他详细分析了这三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不同作用；最后，他也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国家归入“无形资本”，认为“国家本身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为它对经济生产来说，显然是百不可失缺的，或至少是间接地起作用的”。（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54页。）

（三）桑巴特的历史观

历史学派发展到施穆勒时，德国已经大大缩小了与英法的差距，成为强国之一。此时德国资产阶级将战略重点转向谋求世界霸权，因此更加要求突出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为适应此要求，历史学派更加强调国家的作用。施穆勒写道：“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成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桑巴特则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来完成了对国家作用的强调。在他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在突出国家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用理论统帅历史材料，从而取得了历史学派学术上的最高成就。

桑巴特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出发点建立在“经济制度”这一概念上。他说：“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学说”，（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6页。）“国民经济学基本的概念是经济制度的概念。我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一定种类的经济方法，即经济生活中一种一定的组织，在这种组织里面受一种一定的经济意识的支配，并有一种一定的技术的应用。经济生活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征于经济制度的概念中总合为一种概念上的统一。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学的概念都以这种主要概念或基本概念为主体而与之适应”。（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7页。）在这里他将经济组织、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统一在经济制度之下，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1.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个经济制度更替过程。每个经济制度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2.在由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经济精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两种精神，即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和市民精神（表现为秩序和保存）。“我们对于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215页。）3.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国家代表着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家里面，并经过国家发生作用”，国家通过军队、战争、向外掠夺，实践了营利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其次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条件：技术进步、贵金属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使其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历史学派也因适应了时代要求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历史感在促进历史学派自身繁荣的同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也为历史学派赢得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使经济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回顾学说史时，都要特别地提及历史学派。

三、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探源

历史学派在十九世纪以前盛行于德国，淹盖了德国国内的其他经济理论。重经济历史的研究，忽视经济理论的创新，成为当时德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风气。然而，历史学派精心堆砌起来的“历史大厦”，却经不起振荡，德奥方法论争之后，除桑巴特尚有所成就外，历史学派从此一蹶不振。（注：不过，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他说：“在我著作中的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的精神”。）德奥方法论之争最终以历史学派的让步（也可以说是投降）而告终，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演绎推理法的态度变化上。

在李斯特那儿，尽管他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认为它不恰当地忽视了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但他并没有批评和放弃使用演绎方法，《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本身就是一本逻辑十分严密的著作；到罗雪尔，他开始突出强调历史归纳法，认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2页。）将演绎法降低为考察多个共同作用的经济因素中某一因素的作用时，可以采用的方法；罗雪尔之后的布尔德布兰德则更进一步认为：无需寻求规律，只罗列史实就可说明一切。克尼斯则从根本上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随方法论之争的深入，历史学派已难以否认演绎推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施穆勒声称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但他将其作为归纳法的补充。他主张“利用更多的归纳，同时辅之以借镜于别的知识领域的演绎”；（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到桑巴特，他则认为历史与抽象的对立已经没有了意义，“‘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和同一物的形态和内容一样”。（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至此演绎又回复到与归纳法同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表面上历史学派并没有承认演绎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要高于归纳法，但事实胜于雄辩。当西方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后，边际经济学很快以其严格的数学论证、精巧的均衡分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边际经济学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际现象，而且适应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唱颂歌的需要，从而彻底击败了历史学派。只知堆砌史料，而没有经济理论创新的历史学派终于被它自己的旗帜――“历史主义”压倒了。历史学派虽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却没有看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理论创新和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没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错误地认为：“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文版，第93页。）因此，可以说历史学派的衰落应归罪于历史主义。

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历史学派之所以历经半多个世纪而不衰，正是靠了这种历史感。熊彼特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文版，第92页。）前文已指出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历史学派围绕德国的富强展开自己的理论，较好地担负起并完成了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辩护的重任。

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感并不为历史学派所独有。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等人的著作中，既有为本国富强服务的论述，又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责任感。斯密《国富论》的后几篇就是运用归纳法写成的。但历史学派突出强调了历史感，形成其鲜明特色。也正因这一点使历史学派难以被人们所忽视，历史感成为历史学派最值得人们欣赏的一点。击败历史学派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若干年后直至今年，其缺乏历史感的缺点不只一次地被人们所批评。熊彼特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文版，第29页。）而具有历史与逻辑统一性的马克思经济学至今仍然是最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经济学。

继承历史学派传统的美国制度学派，同历史学派一样，尽管理论创新水平始终比不上主流经济学，但他们始终把握时代脉博。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到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再到当今霍奇逊的《进化经济学》莫不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作为历史感的理论代表者――制度，终于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其中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企业制度一直是制度学派的分析重点，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科斯也正是以企业制度为突破口，引导主流经济学进入制度分析领域，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框架革命”。

发展经济学则直接以历史感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着重讨论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新经济史学家诺思则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制度的重要性。而博弈论在当今西方经济学中应用，则开始在更深层次上来看待经济的运行过程，博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因此，当我们评价历史学派时，不仅要看到历史学派使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注意到历史归纳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经济理论的研究应具有历史感。只有在历史感的统帅下，才能使理论服务于实践，才能使理论的建构不至于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

四、结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主义使历史学派必然走向衰落，而历史感则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学派的兴衰中，针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学建设，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启示：

1.“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可以成立。我国正在进行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具有不同于世界任何各国的经济特征，形成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理论假说。这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以此理论假说的证实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可以成立。

2.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要突出历史感。我国正处在一个过渡与增长的时代中，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要全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这就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既不囿于细枝末节，又要高瞻远瞩，以理论力量指导和规范经济的运行，改变当前理论落后于实践的被动局面。

3.全面进行理论创新，防止类似于历史学派的故步自封。以理论统帅材料，正确、清醒地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规律。既不固守马克思经济学的某些教条，又不迷恋于西方经济学。而是以服务于我国经济实践为出发点，综合各派的理论长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争圆满证实“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理论假说。

篇11：市场经济下人口问题研究述评论文

市场经济下人口问题研究述评论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李小平（）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

篇12：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论文

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论文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古代学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或许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法的真实，辨析出我国法治早期时代的一些历史和特点。

一、法的产生―“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学者认为，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之前，远古的中国社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商秧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产生奸邪，于是，作为度量奸邪、禁绝奸邪的法制得以产生。墨子分析说，天下之所以乱，其原因在于没有“政长”。于是选出天子，置立三公，划分“万国”，分立国君，置立政长。实际上是以地域划分国家，建立国家机构，实施国家统治。

满清入关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入关后，“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世祖）颇烦拟议”。世祖福临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众而奸邪生”、“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乱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产生；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动力来自于统治者，并且是统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勋，基本安定天下之后。这些圣人凭借自己极大的权威和功业，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开始重视法制的作用，进而发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统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用来管别人的，服务于君主统治，服从于君主意志的。在齐国变法的管仲说，“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设之于官府，甚至不让百姓知道。郑国子产铸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少人的'反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法有其缺点，不是万能的。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单单凭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吴起变法，一方面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甚至还没有被秦嬴政实施，就被谗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韩非的法律思想治国，征服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因为过于依赖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鉴于秦的教训，汉初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自汉武帝之后，德主刑辅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辅助性的地位上经久不变。

一切法都是经济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护和分配，使矛盾和斗争的统治者制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以赎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实施中，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影响，加以制止和阻碍。于是出现“法之不行，自上乱之”的情形，结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败名裂。

三、礼法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张岱年、魏长海说，荀子“既不同意只讲礼治、德治，不讲法治；也不同意只讲法治，不讲礼治、德治。荀况注重礼法的主张，兼采儒法两家政治理论之长，纠正儒法两家之短，这是从总结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到清末宣统元年，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言，“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有一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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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论文

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论文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一个有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 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 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 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 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 income 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 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代理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代理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代理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 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就曾在纽约大学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 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 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 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

通过和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问题。委托人与代理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中的重要研究，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代理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代理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 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 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代理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 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部分。这四种模型分别是希利模型(Healy 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 model)、琼斯模型(Jones 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 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代理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会计及其研究的。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 is 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 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3.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自身成为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大大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据《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所做的一项统计，发表在该杂志上有关“契约”话题的论文1979-1986、1987-1991、1992-间总共分别为28、25和49篇，占该杂志同期发表论文总数的35%、29%和48%。在这些有关契约话题的论文中，直接采用实证方法研究管理报酬(management compensation)契约的就分别有11、4和12篇。由此可见，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本身就在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也促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审计、盈利预测、行为会计以及所得税会计等领域的研究。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还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组织行为与控制、绩效评估与报酬计划、证券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理论与实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结果迄今还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对盈余管理的解释太狭义；代理人隐瞒其操纵盈利的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委托人自愿让代理人隐瞒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研究结果当然不够理想。可以预期，未来的盈余管理研究不仅要进一步解决以上问题，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对股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

篇14：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模式述评论文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主体工作。教师是学校主体工作的执行者。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教师的需求不仅需要有量的扩张。更需要有质的提升。那么。如何培养高水平的职教教师?培养职教教师的途径主要有哪些?当前。我国职教教师培养主要有学校主导型、校企合作型、产学研结合型等三种模式。下面对三种模式的优劣进行述评。以期更好地发挥它们在职教教师培养中的作用。

1 学校主导型模式述评

学校主导型是指以学校为主体来培养职教教师的一种方式。培养主体主要有职业技术高等师范院校、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

职业技术高等师范院校(职技高师)是为培养职教师资而开辟的专门渠道。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化的职校教师。因为职教教师身份的三重性(知识传授的教师、操作技能的师傅、工作态度与情感的引导者)和课堂教学的复杂性(有特殊规律。也有不可预知性)。职技高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都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职技高师既重视教育教学技能的培养。也重视专业理论与技能的训练。是我国职教教师培养的主要阵地。

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以及综合大学里的教育学院主要为中小学培养师资。但因为职教教师的缺乏。部分学生毕业后通过短期培训也转而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这类学生在专业理论知识方面较为扎实。而且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技能。但是在专业实践技能方面比较欠缺。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加强训练。此外。非师范类高校也为职业教育培养了部分师资。非师范类高校的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技术开发与研究工作。但有少数学生因喜欢教育工作。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教师资格证。从而进入职教队伍。

学校主导型模式作为职教教师培养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在职教教师培养数量中占绝对优势。绝大部分职校教师来源于高校;另一方面。学校主导型模式以职前教师的培养为主。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及职业教育教学技能的训练。因此。学生的专业知识扎实并具备了一定的教学基本功。学校主导型模式为职教教师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学校主导型模式在师资培养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学生的专业技能不是很过硬。其次。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不强。因此。要培养出优秀的职教教师。仅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在教育理念、方法与教学管理上开拓新思路。

2 校企合作型模式述评

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培养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职教教师的重要方式。

校企合作师资培养是指在政府干预或是在校企双方自愿基础上开展合作。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企业技术人才被聘用到学校做兼职教师的一种在职培训方式。与学校模式相比。校企合作模式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在职人员。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方式。教学内容或注重新技术新技能的掌握。或注重教育教学技能的训练。可以说。校企合作模式是一种对职教教师的“再加工”或“深加工”。

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教师去企业实践锻炼。《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二个月以上的时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教师到企业实践。一是了解企业或生产的组织方式、产业发展方向等基本情况;二是熟悉企业相关工种具体业务。操作规范;三是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方法、了解新工艺。另一种形式是学校聘请企业优秀技术人才参与学校教学与管理工作。共同培养职教教师。

这种双向合作的师资培养形式一方面可以提升职教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使教师了解与把握该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可吸引优秀技术人员进入职教领域。从而充实职教师资队伍。但校企合作模式也有不足:首先。教师到企业挂职主要是提升实践技能水平。因为工作环境的变换或者工作任务的繁忙。教师可能有所不适。有些教师则因为“清高”而眼高手低。不愿意放下“身份”去虚心向技术人员学习。因而达不到应有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目的;其次。技术人员参与学校教学与管理。因不懂教育教学规律。精于技能而疏于理论的讲解。技能与理论难以达到完美结合。

3 产学研结合型培养模式述评

产学研结合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了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对科学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出的合理分配。 职业教育教师的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则是指教师培养主体为了更好地培养师资。与企业和科研机构有机结合。共同培养学生。以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技能与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的一种培养方式。与校企合作模式相比。产学研结合模式也是以在职人员的'培训为主。但是它更注重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内部组合和共建。学校直接参与经济实体。这为学校进行师资培养和学生实习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产学研结合师资培养模式主要有学校主建经济实体和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共建经济实体二种。学校主建经济实体是以学校为主导。在校内建立校办工厂和公司。让学生参与到这个经济实体中来。与教师一起进行技术研发。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与科研能力。为日后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学、管理与科研奠定坚实的基础。共建经济实体是由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三方共同出资。或学校和科研机构出人。企业出资建立一个独立新实体的形式。师资培养方则利用这一平台。给学生一个锻炼的舞台。学生可在独立新实体中参与科研。接触生产管理和服务。提升理论与业务水平。这种形式减少了学校的投入。消除了学校承担经济实体的风险。同时也保证了学生技能训练与技术研发训练的需要。

产学研结合模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学校与企业的完美结合。为学生(准教师)进驻生产、管理、科研一线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也可更好地提高教师的“双师型”能力。满足其培养职校学生的需要。但这一模式需要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共同努力。而且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因此要有效地利用这一模式培养职教师资。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以保证三方的积极参与及组建实体的热情。

以上对职教教师培养的三种模式及其优缺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学校主导型模式是一种职前培养。从师资的源头抓起。为我国职业学校师资输入新鲜血液提供了有力保障;校企合作和产学研模式属在职培养。主要针对有一定基础的教师或技术人员。是一种提高培养与培训。三种模式在培养、培训职教教师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体现出各自的优势。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需要互为补充。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种模式的长处。弥补其缺失和不足。

参考文献

[1] 任意梅.关于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

[2] 曾良骥.高职教师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

[3] 肖仁政等.对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4] 周炬等.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有效途径[J].辽林教育行政学报.

篇15：英美出版高等教育现状述评论文

英美出版高等教育现状述评论文

英国和美国是公认的出版教育发达国家，其出版教育体系和特征值得研究和借鉴。据此，笔者以英国和美国开设了出版专业的几个主要高等院校为调查对象，对其教育层次、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共五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做了普查和主要特征分析，反映和揭示英国、美国出版高等教育体系的现状及其经验所在，以期对我们当前的出版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启示和参考。

一、教育层次多样化，以短期培训为主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英国提供出版教育的高等院校有：伦敦传播学院(londoncollegeofcommunication)、伦敦城市大学(londonmetropolitan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纳皮尔大学(napieruniversity)、金斯顿大学(kingstonuniversitylondon)、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brookesuniversity)、普利茅斯大学(universityofplymouth)、罗伯特戈登大学(therobertgordonuniversity)、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ofstirling)、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ruskinuniversity)、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university)、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university)以及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trentuniversity)。英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层次包括：高等专科学历(2年学制)、学士学位(全日制3年或者非全日制4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技能的研究生学历证书(24周至1年学制)、以培养教学和研究人员为主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至2年学制)。

美国主要有以下大学开设了出版课程：纽约大学(newyork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爱默森学院(emersoncollege)、丹佛大学(universityofdenver)、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go)、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ofrochester)、巴尔的摩大学(universityofbaltimor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乔治・华盛顿大学(the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和罗斯蒙学院(rosemontcollege)等。美国的出版教育形态主要分为六种，涵盖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1至2年学制)、本科生教育(全日制3年或者非全日制4年)、暑期专业培训(主要是出版证书课程培训，既包括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证书，又包括非学历证书)、强化班培训(针对某一主题如出版技术、跨平台的媒体管理等的强化训练)、专业组织举办的各种培训系列、出版企业举办的培训系列，这类培训的周期以短期为主(见表1)。与英国不同，美国院校并未设置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的负责人robertbaensch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出版，那么应该去文科院系攻读博士学位(如社会科学系或者传播学系)；如果从现代技术的角度研究出版，可以去攻读信息学博士学位。英美两国(尤其美国)特别注重出版课程的短期培训，周期一般是几个星期。

二、教学目标定位明确：培养实用型人才

英美两国的出版高等教育，以培养具有出版核心技能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完全了解现代出版工作的工作流程，给予他们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信心以及在出版行业中迅速成长的能力”。纽约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为成功获得工作而教授专业技能：我们的学生能够在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转换中应对自如”。佩斯大学的培养目标为“充分利用当今成功出版人士的经验与专业技能来培养明日的出版业领导人才”。哥伦比亚大学短期培训中心的目标则为“(将学员)培养成为成功的编辑、文学经纪人、出版人、设计师、公关专家等”。这种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培养目标，贯穿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构建等出版教育体系中的各相关方面。

三、课程设置

通过对上述学校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可以从整体上看出英美两国出版教育重点所在及其发展趋势。

1.以“职业”为导向，重视经营管理课程。以职业为导向一直是英美所坚持的原则。因为出版业是竞争型行业，而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出版市场运作和企业管理的机制和方式，要求当代出版人具备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全媒介”性质的出版经营与管理的新观念和创新能力。英美高校对管理经营类课程的设置予以高度的重视(具体情况参见表2和表3)。

出版家小赫伯特・s・贝利在《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中说：“出版不是数学、政治、经典著作研究那样的理论性学科，而是一种活动和加工处理过程。”受这类观点的影响，英美出版教育注重实务，即使在正规的学历教育中也很少对编辑出版理论做系统教授，对出版史、媒介理论等理论性强的课程少有涉及。据笔者统计，本科只有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将“出版原则和实践”(publishingprinciplesandpracticeiand)作为入门课程，研究生只有伦敦城市大学开设了“研究、方法和问题”(research，methodsandprofessionalissues)以及普利茅斯大学开设了“出版进程研究”(publishingprocess)。另外，由于出版业职业性特点，美国出版教育培训的课程多为经营管理类。

2.立足于职业需要，然课程设置有差别。尽管课程设置均重视“职业性”，但出版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短期培训的是，课程比较注重出版物“内容”的原创、发掘，注重利用知识理论和实践教育。当前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要求原始稿件与多种新媒介从内容到形式形成多方位契合与互动，并不断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使产品的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基于出版市场发展实践的需要，英国大学的出版课程比较强调创意经济和内容创造在出版产业中的应用(参见表2)。同时也开设了一些课程来教授学生用批判眼光看待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如“批判性方法论”、“批判方法研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

至于美国，尽管培养目标相同，但是教育层次多样化决定了培养方向的差别化。本科教育主要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研究生教育注重培养出版人的经营和管理才能；短期培训则主要针对当下发生的问题，给予中级或者以上的管理者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如斯坦福大学2008年的网络出版培训主题包括网络出版、拍摄事后处理、选择正确的`设备、给你的网站添加视频的策略。

3.与时俱进，数字出版教育占较大比重。近年来数字出版发展迅速，要求出版人能够积极应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多媒介平台，创新现有出版物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方式与手段，提高出版企业绩效。在这种背景下，英美高等出版教育的课程中，数字出版方面的课程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具体情况参见表2和表3)。另外，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还专门设置了“数字出版硕士”。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英美数字出版课程不仅是众多课程体系中的必备课程，而且课程设置得非常具体，深入到了出版的某个环节的某一项业务处理。

4.课程内容设置国际化和可操作性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媒介融合的发展，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全球化和一体化。在欧洲，做出版要成功，必须首先打开国外市场，因为欧洲各国的人口较少，市场相对较小。鉴于此两点，英国出版教育课程设置强调国际出版的内容。例如金斯顿大学在出版硕士培养中开设了“全球版权贸易和国际出版”(globalrightsandinternationalpublishing)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斯特灵大学则专门设置了“国际出版硕士”。

实用性知识决定了教授内容的可操作性，尤其数字出版方面。例如纽约大学开设了“多媒体财务分析”、“网页建构和内容创造”、“网页数据库制作”，佩斯大学开设了“杂志广告销售”、“出版商务沟通技巧”、“收购及附属权利”，爱默森学院开设了“专栏写作”、“写作与出版主体的不同”、“多样化的图书宣传”、“杂志出版的职业道德”等。这些课程涉及多个业务环节，全面具体，注重实践和联系实际，所学内容的可操作性比较强。

四、教学方式

1.授课方式多样，实践性教学是特色。英美两国的出版教育授课方式灵活而多样，其中实践性教学表现得最为突出。

具体来讲，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以外，还开设了讲习班、专题讨论会、案例教学、实地考察、独立项目研究以及举办出版论坛。如纽约大学实施的模拟教学，要求学生在了解公司复杂目标和外部影响因素下，提出最新的数字出版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要求学生设计timeoutnewyork的封面；与巴诺书店顶级会员进行一对一会谈；考察谷歌公司等等。通过类似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较深入地理解相关理论，而且可以较快地了解出版市场实际情况和掌握实际操作能力。

2.考核方式灵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授课方式的多样化决定了考核方式的灵活化，不局限于论文和考试，可以做一个项目、案例、产业策划或者小组展示等等。灵活的考核方式既真实地考察和锻炼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可通过与小组成员之间的默契程度考察其合作能力。师资、教学安排和资金三方协助，也让学生能自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目前，在英国部分高等院校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申请具体的研究生项目，如“电子期刊的应用和影响”(2008年1月-2008年9月，科研信息网络公司资助)，“数字化生活(针对图书馆)”(2007年9月-2009年4月，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就是由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申请并完成的项目。

五、师资队伍

1.多数教师具有出版从业经历。导师的素质和学术水平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质量，英美出版专业教师绝大多数有着丰富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能够充分理解出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这就保证了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到出版业内的动态和前沿知识，并且接触到业界的人脉资源，为今后的实习和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斯特灵大学的出版中心副主任詹姆斯是历史类畅销书和学术类出版物的编者和作者；金斯顿大学的alisonbaversock是资深出版人，其著作howtomarketbooks及arebooksdifferent?是出版专业必读的基础理论书；客座教授richardcohen是霍德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主管，有25年的工作经验，出版了多本著作。

2.积极利用行业资源，聘请资深出版人为兼职教师。与中国稳定的在职专业队伍不同，英国大学开办的出版教育专业正式职员很少，主张教师兼职，师生比例约1∶18左右。如斯特灵大学的出版中心真正意义上的全职人员只有主任安德鲁和副主任詹姆斯，两位在出版界都有声望。英美一些院校甚至直接成立出版委员会，其构成往往囊括业界的重要人物，这些业界人物定期或不定期到学校来上课，给学生带来最新的行业资讯和发展动向信息。资深出版人作为兼职教师，可以使学校教学、学生学习和业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学校和业界保持联系。如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事务委员就包括兰登书屋、麦克米伦出版集团、企鹅出版集团、elle杂志等众多校友理事成员。他们有机会引导学生深入牛津大学出版社、布莱克维尔出版社、企鹅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等进行学习和实习。

六、总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美出版教育特色就是重视“术”，强调培养实用型人才，其课程设置立足于职业需要而与时俱进，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和教师队伍由学术界与产业界构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相对而言，英美出版教育中“学”的比重较轻，而我国出版教育中“学”的氛围比较浓，教学层次丰富，特别是本科生教育具有完备性和系统性。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进行的出版教育改革中，一方面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理论教育之特色和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借鉴英美出版教育中的实践性教学的具体经验，使我们的出版教育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合格人才。

注释：

数据资料部分统计自文中所列27所开设出版课程的高校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