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下的念想”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中国电信网间互联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电信网间互联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中国电信网间互联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电信网间互联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就电信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与责任、电信网间互联争议中的证据规则、电信网间互联争议裁决的价值目标以及电信网间互联中的诚信原则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指出：互联互通的法律关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互联互通进行干预的法律关系；网间互联中通信质量争议产生的举证责任，应由解决争议活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网间互联争议裁决的价值目标应着重体现公正、效率和效益；互联互通中的“通而不畅”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利益冲突，关键是观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诚信问……引言
破除垄断，鼓励竞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电信监管的主要原则。电信业的竞争与其他行业的竞争有所不同，其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规模经济的特征。这就决定了电信业只能是一个比较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的行业，是一个必须在政府监管下有序的竞争的行业。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电信业在引入竞争后，大都是通过政府监管而实现的。党的十六大明确地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目标，这不得不使中国电信业的经营者认真地思考，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发展是否是理性的？也不得不使中国电信的管理层认真地思考，中国电信监管的难点究竟何在？目前，中国电信市场已形成了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中国卫通等为主的5+1的竞争格局，电信网互通管制就是伴随着电信业引人竞争而出现的新课题，它涉及政策、经济及技术方方面面的问题，是电信改革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必须承认，中国电信业是由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因此，中国电信业的竞争必须有利于维护网络与信息的安全，必须有利于国家电信业整体实力的提高。在中国电信业引入竞争的初期，互联互通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使新进入者能够与在位电信运营企业进行竞争的问题。随着电信改革的不断深入，互联互通中通而不畅的问题日益突出，使我国的互联互通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困境。网间结算政策不合理、政府管制不力、大运营商有意阻挠的原因等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根据电信改革的发展，结合电信业的特点来调整互联互通管制政策。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电信运营商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采取不正当手段，人为设置障碍，干扰、阻碍网间互联互通，有些地方甚至发生砍断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缆的恶性事件，严重的影响了电信网的安全畅通，损害了广大电信用户的权益。为此，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中组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下称“国办75号文”），“国办75号文”指出：政府将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擅自破坏通信设施、中断或租碍电信网间通信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及有关个人，依法从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电信网间互接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而不畅”。特别是IP长途电话网长期处在通而不畅的状态，网间接通率远远低于双方在互联协议中约定的标准，有的地方的接通率仅为3%，如此严惩低劣的通信质量，不但损害了通信企业的信誉，特别是损害了广大的电信用户的通信权益。为此，一些电信经营者不断地向通信主管部门申告，用户也依法向电信监管部门投诉，但是问题就是得不到满意解决。各电信运营商及广大的电信用户呼唤《电信法》尽快出台，对互联互通作出更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人为制造电信网间通信中断和网间通而不畅的行为给予严厉惩处，以确保网络的畅通，切实维护电信经营者和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本文拟就电信网间互联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目的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电信管理层和电信经营者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予以解决。
一、电信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
电信服务的基础是传输，传输的载体是网络。如果没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广大人民的交往与联系就难以实现。我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后，电信市场由独家经营者垄断的局面已经打破，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初步形成。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① 新的电信运营商要想参与电信市场的竞争，必须利用主导的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和其用户资源，只有这样新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才能生存和发展，真正的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才能形成。
互联，是指建立电信网间有效通信连接，以使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能够与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使用另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业务。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互联，是指网络服务提供商为联接设备、网络与服务所作的商务与技术安排，目的是为了使得用户能访问其他网络提供商的用户、服务及网络。WTO将电信网间互联定义为：互联互通，是指公众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商之间的联接，目的是为了允许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能够通过另一个提供商所提供的接入服务与另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进行通信联系。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互联互通有两个基本属性，即：强调电信网络之间直接的物理联接，以及确定互联互通的最终效果，是实现用户跨网络的沟通或跨网络的享受服务
应该指出，电信网间互联是国家为了建立电信网之间的有效通信联接，依法促使提供电信服务的经营者将他们的设备、网络、业务连接起来，使某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与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进行通信或使用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业务。《电信条例》专门规定了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要求。②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不管互联一方愿不愿意，电信网间一定要实现互联。GATS“电信服务附件”也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确保按合理和非歧视原则和条件，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及其他服务。因此，无论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一定要明白：互联互通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或者若干个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平等的通信市场主体之间的
法律关系，而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互联互通进行干预的法律关系。尽管《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办法》要求，互联双方省级以上机构按照《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签订互联协议。然而，合同法中的自愿原则在互联协议中是具有限制性的。互联互通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应不折不扣地履行，除非出现法定事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要求。在具体执行中，作为通信行政相对方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做到：
（一）遵守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电信法律、法规对电信网间互联的调整所形成的网间互通法律制度，通信管理相对方必须遵守。否则，管理相对方将受到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处罚；
（二）服从通信行政命令。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有关互联互通的管理意志通过各种行政命令表现出来，各电信经营者均必须服从。即使有些行政命令不当，在通过法律程序改变或撤销之前，任何通信相对方都不得拒不执行；
（三）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是通信相对方的权利，也是通信相对方的义务。因为通信行政主体从事国家通信行政活动事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通信行政相对方必须予以配合，这是法律赋予通信行政相对方的法定义务。二、电信网间互联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通信管理相对人如果不执行有关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或者作出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就具备了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必须承担这种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有关责任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对人为制造网间互联障碍的当事人必须依法给予严惩，否则不足以震慑破坏网间互联的责任人。按照违法性质和程度的不同，互联互通中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关于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
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是指实施了网间互联法律、法规或规章所禁止的行为而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根据现行的有关网间互联的法规和规章，互联互通中的行政责任主要有：罚款、责令改正、责令停业整顿。。
《电信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例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
（2） 拒不执行国家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作出的互联互通决定的；
（3）向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网间互联的服务质量低于本网及其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
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互联互通中行政相对方的行政责任的法律后果，只有行为罚和财产罚，没有设置人身罚和申诫罚。而且，财产罚中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不够；行为罚中的“责令停业整顿”,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笔者建议在《电信法》中应加大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力度；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当然《电信法》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二）网间互联中的民事责任
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互联双方作为民事主体，在违反了民事义务（主要是合同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实施违法行为必须引起的法律后果，也是民事法律对违法者的一种制裁。 应该指出：我国《电信条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也调整电信服务过程中当事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主要是财产责任。民事法律关系是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因此，违反民事义务，侵犯民事权利的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例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网间通信质量低于其网络内部同类业务的通信质量，给其他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予以经济赔偿。受损害的一方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2、违反网间互联一方的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侵犯了电信用户的利益。例如，制造互联互通中“通而不畅”的一方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的权益，更主要的是损害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用户的权益。因此，制造“通而不畅”的当事方不但要向另一受损害的电信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还应向该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承担民事责任。
3、网间互通中的民事责任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民事责任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也有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在双方签订的互联协议中，当事方在明确了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与互联有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以及网间结算等实体和程序性内容之后，必须明确约定违反互联协议的责任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于互联协议中的当事方来讲，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合同法规定，互联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所应承担违约责任主要包括：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互联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协议不同，违约一方对互联协议的继续履行是依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不论违约方是否愿意，其继续履行互联协议的义务是强制的。违反互联协议的违约方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主要有：
a、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拒绝向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的信息，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管道（孔）、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光缆（纤）、带宽、电路等通信设施使用信息的；
b、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对非主导的电信网网间互联、互联传输线路必须经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道、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通信设施时，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予配合提供使用，或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的；
c、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无故拖延互联时间的；
d、电信业务的经营者违反信息产业部制定的相关网间互联要求规范和技术规定的；
f、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变更互联点的；
g、当网间通信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电信经营者对网间路由组织、中继电路、信令方式、局数据、软件版本的调整不予配合的；
h、当互联一方发现网间通信障碍时，通知对方协助处理通信障碍，对方不予配合的。
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规定，有以上情形给其他的电信经营者造成直接损失的，应予以经济赔偿。笔者认为，从公平和等价交换原则来看，当互联一方不履行互联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应包括协议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在实践中，互联双方在签订互联协议时，都回避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这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违约责任制度是作为保障互联协议全面履行的一种重要措施，在互联协议中应居于一个十分
重要的地位，互联当事方一定要给予高度的重视。③
（三）网间互联中的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依照刑事法律规定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是严格的行为人个人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为了严厉打击人为中断电信网间互联的恶性行为，对于已触犯刑事法律，构成犯罪的，必须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具体操作时，可依照《刑法》124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一条第三款的有关规定执行。为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对互联互通恶
性事件的处理作出司法解释。当然，确定人为中断电信网间通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首先考虑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同时应认真研究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例如，依照刑法第124条及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成立破坏电信设施罪应具备以
下条件：（1）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客观上破坏或损坏了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如用刀割断在使用中的通信电缆，给社会和不特定的人的生活带来危害，甚至产生严重后果；（3）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只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且造成通信阻断，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就能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使公用电信设施受到损坏，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则构成了过失损坏公用电信设施罪；（4）破坏通信设施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以上几个条件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破坏电信设施罪。目前，中国信息产业部已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等相关法规，完成对互联互通恶性事件处理的司法解释，以加大对互联互通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④
在理解网间互联法律责任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在网间互联法律责任系统中，由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应占主导地位，而不以违法或违约为前提的其他法律责任则居于从属地位。这是因为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其存在的范围更广泛，其社会功能也更为重要。
三、电信网间互联争议中的证据规则
电信网间互联中，因“通而不畅”而产生的争议，最困难的是取证问题。⑤根据《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发
生电信网间互联争议，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协调；协调不成的，由电信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在现实中，发生网间互联通信质量争议，最困难的是认定通信严重不畅的事实依据。按照上述《办法》的规定，发生网间通信中断或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时，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恢复通信，并及时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告。然而，当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发现网间通信严重不畅，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告时，主导的电信经营者马上得到信息，立即变“严重不畅”为“通畅无阻”。因此，认定网间通信严重不畅的证据由电信主管部门调取是极为困难的。这样，处理网间互联中通信严重不畅而产生争议的关键问题，就是确定由谁以及如何取得证明通信严重不畅存在的证据。这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
按照我国通行的民事证据规则，当事人一方对其提出的主张中须确认的事实，依法负有提出证据的义务。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网间互联中由于通信质量争议产生的举证责任的发生，是解决争议活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争议本身是一种具有复杂而激烈的对抗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争议方为了维护各自的权益而展开激烈的角逐；证据就是他们进行角逐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应该指出，电信网间互联争议的发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互联技术方案；（2）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及通信设施的提供；（3）互联时限；（4）电信业务的提供；（5）网间通信质量；（6）与互联有关的费用。⑥这些内容都是互联协议中的主要条款，有些争议的发生可能在互联协议签订之前，但大多数的争议是在互联协议签订之后发生的，特别是由通信质量而产生的争议一定是在互联协议履行中发生的。由于互联协议是依照《合同法》签订的，所以发生互联争议后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采用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规则。
1、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也叫证明责任，是指对于需要证明的事实和主张是谁提出的，谁就应当提出证据来加以证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举证责任的核心所在。在互联争议中，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当一方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裁决，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和请求应依法保护时，举证责任就是其享有的权利；当一方当事人为了反驳对方的请求，或者要求对方承担某种义务，或者要求监管部门确认自己主张的权利时，举证责任又是其应履行的义务。应该指出，这种义务与一般的法律义务有所不同，当事人拒不履行这项义务时并不是追究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是裁决的结果对他不利。
解决互联双方之间争议，是电信主管部门的职责。依通常的规则，电信主管部门在进行协调或裁决时，必须先确定作为协调
和裁决基础的事实关系是否存在，然后才能适用相应的规定来判
断其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决。因此，电信主管部门解决互联争议的前提是对存在的互联争议事实的认定。但是事实的存在与否不是凭当事人的主张而成立的，而是靠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既然一方当事人提出了事实存在的主张，那么就应当提供其主张事实存在的相关证据。由此可见，互联争议中对举证责任分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谁提出的事实和主张，谁就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但是互联争议中的举证责有时是很复杂的，实践中，有时可能存在举证责任倒置或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下，电信主管部门应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电信主管部门应依职权调查收集。
2、判断证据效力应注意的问题
电信主管部门在裁决互联争议时，为了查明和认定事实，对争议作出正确的裁判，必须要有可靠有力的证据。为了正确地判断证据，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应予以考虑：
（1）应注重证据的“三性”原则
作为处理互联争议所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许可性。首先，证据必须是客观确实存在的事实材料，不是人们主观意想或提出的事物；其次，证据的客观事实必须同争议的事实有关联，与争议的事实无关，即使是客观事实，也不能作为证据；再次，证据必须是法律所许可的，并且是按照一定的合法程序搜集的事实材料。
（2）应从争议的客观事实出发，对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全面的审查，鉴别它的真伪。事实上，任何证据材料，对于证明争议的事实来讲，都没有预定的约束力，都不能按主观意志决定取舍和决定证据效力的大小。
（3）应对互联争议的所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和对照。把每一个证据同争议案件的客观联系，以及联系的程度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要特别注意各种证据之间有没有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地方。
（4）注意把握不同种类的证据特点，并对其进行鉴别和判断。根据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一般规定，证据有七种，其中这七种证据中本身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有原始证据，也有传来证据。因此，一定要把握这些证据的特点，以及其固有的本质特征。
3、对主要证据证明力的判断
互联争议中的证据，是证明争议真实情况的事实依据，也是电信主管部门认定事实，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有关规定作出裁决的依据。那么，什么是争议的真实情况的事实呢？笔者认为，就是当事人双方之间争执的由互联互通关系而形成的客观事实。有些事实，如网间通信质量问题，是在申请协调之前发生的，电信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很难直接听到或看到。特别是基础电信业中的话音服务，是点到点的传输，即使
其过程中有传送中断，但因电磁信号以光速度传递，其发送与接收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必须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和材料，迅速取得证明网间通信质量不畅的真实情况。下面介绍几种证明网间通信质量问题的证据及其效力。（1）关于公证文书
当发生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时，由通信主管部门直接取得证据是很困难的。往往是当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告时，人为的网间通信不畅问题马上得以“解决”。为了即时取得“联而不通”和“通而不畅”的证据，大多数的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采用了直接申请公证机关对应答试呼此进行现场公证的方式来取得证据。然而，有些电信主管部门出于种种原因，对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明网间通信不畅的公证文书不予采信。笔者认为，这有悖于我国有关的程序法律。事实上，公证证明与其他证明相比较，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因为公证机关是国家的专门证明机关，公证机关经审查出具的证明文书，应当具有可靠的证明效力，电信主管部门必须重视公证证明的效力，相信公证证明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凡是经过法定程序由公证机关证明的网间通信质量的客观事实，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电信主管部门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是我国证据立法对公证文书给予的特惠政策。
（2）关于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就是那些有声音能听到，有图象能看到，有资料能查到的那些资料。如录音、录相磁带，都属于视听资料。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已在我国各类诉讼中广泛采用。就视听资料的性质而言，既不是书证，也不是物证，它兼有书证和物证的特征。当我们利用视听资料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时，它反映了书证的特征，当我们利用视听资料的图像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时候，它又反映了物证的特征。在多数情况下，这两方面特征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十分有力的。但是如何收集这类证据，一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有些学者认为，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音和录相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这样就将录音或录像取得的证据资料的合法性标准限定在“经对方同意”上。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从实践中看，一方当事人同意对方录制其谈话或者拍录其图像或行为的情形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录制或拍录对自己不利的资料。如果按照上述的观点，即使该视听材料经审查是真实的，只要未经对方同意，就无法采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证据规则，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将非法证据限定在“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的范围之内。因此可见，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其他情形都不得视为非法证据，这一点一定要引起电信监管部门的重视。如果将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或行为，再以公证文书的形式加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就更可靠。
（3）关于证人证言
就行为主体而言，基础电信业务基本上是一对一的服务。如固定、移动中的话音服务，其提供的方式是为特定的两个电信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中介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有三个行为主体，即基础电信业务的提供方和两个互为信息的消费方。因此，网间互联中的通信质量问题，用户最有发言权。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是指网间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以及用户明显感知的时延、断话、杂音等情况。可见，网间通信严重不畅的确定有两项指标，一是网间接通率低于20%，二是用户有明显感知的时延、断话、杂音等情况。那么第二项指标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只能通过用户的申诉以及其所作的陈述而实现。这种通过争议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用户，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电信主管部门证明通信严重不畅这一事实存在的人就是证人。电信主管部门在处理因网间通信质量引起的争议时，用户作为证人所作的陈述或申诉，也是证明争议事实的主要依据。
对于互联的当事人来讲，及时解决争议是对其权利的维护；而收集证据是当事人为电信管理部门查明案件真相，作出裁决提供必要的判断资料的活动，这是法律赋予他们权利。
四、电信网间互联争议裁决的价值目标
电信网间只有实现互联才能实现规模效益。没有电信网间的互联，就不能形成竞争的电信市场，没有竞争的电信市场，就没有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电信业的网间互联问题，应该是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管制的重点。作为网间互联管制的重要形式——行政裁决，是解决互联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笔者认为，这项法律制度的实施，应充分考虑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及其电信用户所期望实现的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应着重体现在六个字上，那就是公正、效率、效益。
1、公正。电信主管部门在解决互联纠纷时，应将公正作为最高的价值。裁决互联争议是以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为基础的，这种争议的存在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扭曲和混乱。裁决争议的目的在于对这种扭曲和混乱加以矫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种矫正手段必须要具备公正性。公正从其运行过程看，包括公正的规则和公正地适用规则。这里讲的公正的规则，实际上就是讲立法上的公正。目前，我国网间互联的立法等级较低，主要形式是部门规章；在《电信条例》中只规定了六条有关电信网间互联的内容，且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互联互通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技术可行”，这首先要求中央通信管理机构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的网间互联技术规范。然而，在没有统一的网间互联技术规范的情况下，仅通过电信经营者双方的谈判是很难完成的。可见，网间互联的立法是公正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电信网间互联规则公正价值客观的前提条件；有了公平的规则，才可能公平地适用和执行规则。否则，当互联双方发生争议时，通信主管部门的公平裁决也将是一句空话。目前，应重点考虑出台统一的互联技术规范、互联通信质量的监测制度、互联互通中的证据规则、互联互通中的公示制度以及以体现以成本为基础的结算制度等。
2、效率。互联争议的解决是为了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使当事人受到损害的权益得以及时的恢复，以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通信行为与其他行为的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全程全网和分秒必争。因此，网间互联争的解决必须强调速度和有效，如果互联争议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不能体现通信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背离了公正的目标。根据《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处理网间互联争议的首要原则是“着重协调、及时处理”；在解决争议的程序上，该《办法》规定：当双方发生争议，先由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向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协调；协调还不成，才由电信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裁决。其中协调争议的期限是45天；如果协调不成，电信主管部门还要邀请专家进行论证，专家论证的时间是多长《办法》没有规定；在专家论证结束，从提出网间互联争议解决方案之日起，通信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裁决方案之日起，通信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裁决还需45天。类拟这样的规定，是否体现行政裁决的效率价值，值得思考。应该指出，按照一般的行政法原理，行政裁决中的协调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也不应是行政裁决的必经程序；协调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并要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如果通信主管部门在处理网间互联争议时，强调了“着重协调”，就很难做到“及时处理”。
笔者认为，处理网间互联争议的效率高低，应集中体现在程序之中，一个行政行为能否及时作出，主要是由它的程序所决定的。因此，制定解决网间
互联争议规则的基本原则应紧紧围绕着效率这个目标。在实施中，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处理网间互联程序的时间性，要以迅速实现行政目的为价值目标；（2）处理争议的程序的设定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考虑到网间互联的多变性和复杂性；（3）处理争议的程序应当建立在科学公平的基础之上，应为当事人所接受。3、效益。电信主管部门在裁决互联争议时，还应考虑当事人因网间互联出现的障碍而减少的权益和其用户所受到的损失。事实上，当事人在发生互联争议时，受害一方都期望通过电信主管部门的裁决对其合法权益和用户权益的保护，以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因此，电信主管部门对网间互联争议的裁决本身，就体现着对争议解决的效益价值目标的追求。如果电信主管部门在裁决网间互联争议时，不注重效益的价值，即使是较为公正地解决了争议，也必须带来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损失。例如，因网间通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标准，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要求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对网间路由组织、中继电路、信令方式或软件版本予以调整时，而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拒绝予以配合，经协商未果。为此，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要求电信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未果，电信主管部门就应及时作出裁决。那么，电信主管部门在裁决时，不仅要考虑主导的电信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同时要考虑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因违反网间互联的相关规定给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
五、电信网间互联中的诚信原则
根据我国现行的网间互联法规和规章，电信网间互联实行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和相互配合的原则。技术可行主要解决互联点的设置和可行的互联技术方案；经济合理主要是互联费标准的确定；公平公正应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本网的用户和其他电信经营者的用户，以及公平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电信经营者；二是电信管理机构要公平公正地处理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的互联争议；相互配合应重点落实在互联协议的全面履行上。
互联互通中最为突出也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是“通而不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已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利益冲突问题。关键是人的观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诚信问题。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互联协议由电信业务经营者省级以上机构之间按照《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关键的原则，被称为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帝王规则”。主导的电信经营者与其他电信经营者在签订互联协议后，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地履行互联协议，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有任何恶意和欺诈行为，并以此为标准，维护互联另一方及其用户的利益。然而，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在履行互联协议中，多数不能履行互联协议约定的通信质量指标，网间接通率远远底于双方在互联协议中的约定。既然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在互联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的承诺，而且完全有能力履行其承诺，那么，为什么不去实践呢？下面我借助一个著名的Mooran式问题加以说明。该问题设问：“根据我所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但是我是否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我们都会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人精神上肯定有问题，或者象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人提出的。道理很简单，根据我和他人签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那么我就应该去做A，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Mooran的问题是：“我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请大家试想，这种想法为什么可以成立？举一个例子，一主导的电信经营者（甲）与一新的电信经营者（乙）签订了互联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甲保证提供优质的互联网间传输质量，网间通信质量不低于本网内同类业务的质量，其中乙方网间IP电话接入甲方平台的接通率达应到70%以上。结果在协议履行期间，乙用户的IP电话接入甲方平台的接通率竟然低于20%；甲本网内的同类IP电话网间接通率达100%。于是乙就质问甲，为什么不按照协议履行其承诺。出于乙的意料，甲竟然反问乙：“为什么我要保证你与我同样的接通率？”。这时，乙听了以后大怒：“我们双方在互联协议中有约定，保证乙方网间接通率不低于甲方本网内同类业的质量，是你的义务，你必须按照协议实践这一义务。”甲听了乙的话，大笑。他不动声色地说：“即使我在协议中承诺过，但这并不对我构成义务。” 在这例子中，我们都会认为甲严重地违反了双方的约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提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甲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当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时，似乎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协议签订后，如果一方不去实践协议的承诺，这份协议就是废纸一张；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去遵守他的承诺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协议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跳出协议本身去寻找一个协议可以成立的依据，那就是诚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遵守承诺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一种道德义务；诚信就是将道德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一般抽象。⑦Mooran式问题告诉我们，如果不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法律环境，互联互通中的通而不畅问题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那么，互联协议履行中诚信原则的确立，究竟有何功能？笔者认为其功能起码有三项：
1、 确定行为规则。诚信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确定以善意的
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
2、 平衡利益冲突。首先是平衡互联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诚信原则在当事方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协调当事人的利益，作出平衡的选择；其次是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用户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当事人在从事互联互通活动时，要充分尊重用户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损害用户和社会的利益。
3、 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法规
和协议的功能。他要求在法律、法规和协议缺乏规定或者规
定不明确时，执法者应根据诚信原则，准确地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
对于任何一个网间互联中的主导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来讲，诚信就是你向另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极其用户信守承诺的责任感；诚信就是对自己提供的互联网络质量后果负责的道德感。事实上，无论是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中国电信经营者最重要的资本。在此，笔者建议：中国的主要电信经营者应联合向全社会推出“信用中国电信业”。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强化电信经营者的信用意识，塑造一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行业新风尚。笔者建议，每一个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应向电信业务的主管机构提交一份《电信经营者信用宣誓书》，并把这项制度法律化。
2、制定电信业信用管理制度。尽管电信业的信用基础要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道德规范不足调整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时，就要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为此，笔者建议：建立一种“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对于那些在互联互通中严重失信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给予严厉的惩罚，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使其不敢失信；尤其是应对失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惩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个诚信调查，有96%的被仿对象认为企业诚信与企业家本人的
人品有关，事实上也是如此。另外，对电信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互联互通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也必须给予严厉惩处。在建立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电信经营者守信激励机制”，使那些信用好的电信经营者，因守信而获得更大的利益。3、建立互联互通公示制度。对于故意制造网间互联中的通而不畅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在媒体上公开通报。
4、建立高效、科学的互联管制体系。目前我国网间通话费结算标准基本上是依托用户资费制定的，而国外已经从“资费法”发展到了“全分摊成本法”、“长期增量成本法”。国家应尽快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网间结算体系，以使电信企业之间在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同时还要配以有力的监管，保障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⑧
可以肯定地讲，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制度是来自广大电信用户和全社会的呼声。广大的电信用户在呼唤，全社会在期待，让互联互通中的诚信意识尽快在中国电信业中建立；让全体电信经营者共同努力打造中国电信业的信用品牌。
① 刘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1月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③王春晖《网间互联的法律性质与责任》载《通信企业管理》，7
④王保平《碰不得的“高压电”》，载《人民邮电报》2003，4，15
⑤王春晖《电信网间互联争议中的证据规则》，载《人民邮电报》2003，3，21
⑥王春晖《电信网间互联争议中的证据规则》，载《人民邮电报》2003，3，21
⑦王春晖《网间互联须诚信》载《人民邮电报》2003，2，21
⑧刘红媛《对互联互通管制的建议》载《人民邮电报》2003，4，17
篇2：什么是“网间互联”？
网间互联指的是通过虚拟或实际的专线将分布于不同处的局域网进行互联，
什么是“网间互联”？
，
目前最常用的专线手段是DDN、ISDN和卫星等，而ADSL既可以是常联的专线，也可以是按需连接的虚拟专线，且借助ADSL的网间互联的费用比DDN的费用更低更合理
篇3：劳动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劳动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刘雄刚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及劳动者法制意识的增强，劳动合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合同之一。本文以劳动合同法为出发点，探讨了劳动合同在签订履行中的法律问题。
劳动合同制度作为劳动法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劳动关系稳定调整起到重要作用。201*年是我国劳动争议集中爆发的一年。从北京市的统计情况看，1――9月，该市劳动争议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2954件，同比增长103.8%；同期，该市各法院共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12140件，同比上升89.7%。因此，掌握劳动合同基本知识，保障劳动者及时维权，依法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劳动合同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一）劳动合同的概念及特点
1、劳动合同定义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2、劳动合同特点
主要指合同主体具有特定性；内容具有劳动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和对应性；客体具有单一性；是诺成、有偿、双务合同；往往涉及第三人的物质利益关系。
（二）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
1、适用范围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包括以下4种类型：（1）中国境内的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是用人单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本法的主要调整对象。（2）个体经济组织，指雇工7个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3）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其他组织，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组织。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图书馆、民办博物馆；（4）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招用工勤人员，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就要适用劳动合同法。
2、关于劳动合同主体特殊情形
（1）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
（2）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3）企业中长期病休、放长假和提前退养的职工，与用人单位保持着劳动关系，应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4）“停薪留职”的职工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但不在岗的，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相关内容。
（5）已办理厂内离岗休养或退养手续的原固定工、用人单位应当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
（6）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聘用期内的工作内容、报酬、医疗、劳保待遇等权利和义务。
（7）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
合同。
（8）派出到合资、参股单位的职工如果与原单位仍保持着劳动关系，应当与原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原单位可就劳动合同的有关内容在与合资、参股单位订立的雇用合同时，明确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休假等有关待遇。
（9）租赁经营（生产）、承包经营（生产）的企业，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为用人单位一方。依照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租赁人、承包人如果作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时，可代表该企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二、劳动合同与雇用合同联系与区别
劳动合同与雇用合同有许多相似处，但二者仍存在一定区别，雇用合同劳动法不做调整，只能根据有关民法理论解决有关争议。
（一）雇用合同概念
雇用合同是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动力以从事某种工作，由对方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协议。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指出，雇用合同，“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用人服雇用，雇用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
（二）劳动合同和雇用合同联系
劳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雇用合同，二者的相同点主要是：
1、二者都是私法上的合同。二者的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
2、二者都以给付雇用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受雇人）依约定向雇用人提供雇用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用人的预期利益。
3、二者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付雇用的合同，受雇人给付雇用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
4、二者都是双务有偿合同。在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雇用，雇用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因此是双务有偿合同。
（三）二者的区别
1、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合同和雇用合同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在这两类合同中，提供劳动的一方（受雇人，也可以称为劳动者）都是自然人，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差异。雇用合同，法律对合同主体没有特别限制，自然人、法人、合伙都可以作为雇用人。而劳动合同正如上文提到的.必须是法定的几种情况才能作为用人单位。
2、形式不同。法律对雇用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我国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要式合同。
3、二者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用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上有较大的自由。国家经常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干预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
4、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雇用合同是建立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范畴。在适用法律时，劳动合同在劳动法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民法的规定，但劳动法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民法上的雇用合同。
5、合同主体的地位不同。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二者的关系具有从属性，雇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6、合同的内容不同。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雇用合同无须规定这方面的内容。
7、确定报酬的原则不同。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劳动福利待遇等，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雇用合同中的雇用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8、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雇用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雇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应向双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不能就是否仲裁和对仲裁机构进行选择。
三、劳动合同签订中的法律问题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现实中有很多不按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因此，劳动合同法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一）签订劳动合同时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1、签订劳动合同要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平等自愿是指劳动合同双方地位平等，应以平等身份签订劳动合同。自愿是指签订劳动合同完全是出于本人的意愿，不得采取强加于人和欺诈、威胁等手段签订劳动合同。协商一致是指劳动合同的条款必须由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签订劳动合同。
2、签订劳动合同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有些合同规定女职工不得结婚、生育子女；因工负伤协议“工伤自理”，甚至签订了生死合同等显失公平的内容，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这类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就成为无效或部分无效合同。因此，在签订合同前，双方一定要认真审视每一项条款，就权利、义务及有关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有效合法的劳动合同。
3、合同内容要尽量全面。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内容。分为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两部分，对于必备条款，合同必须写明，对于约定条款，可以双方当事人根据劳动关系的内容和需要来约定。合同内容要尽量全面，如果条款过于简单、原则，容易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
4、合同的语言表达要明确、易懂。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它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能够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因此，签订劳动合同时，在语言表达和用词上必须通俗易懂，尽量写明确，以免发生争议。
5、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直接用书面文字形式表达和记载当事人经过协商而达成一致的协议。用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严肃慎重、准确可靠、有据可查，一旦发生争议时，便于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也有利于主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与书面形式相对应的口头形式由于没有可以保存的文字依据，随意性大，容易发生纠纷，且难以举证，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没有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
对于已经建立劳动关系，但没有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当按照企业的或者行业的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作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但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的月工资。
（三）先订立劳动合同后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
在现实中也有一种情况，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先与劳动者订立了劳动合同。对于这种情况，其劳动关系从用工之日起建立，其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报酬、试用期、经济补偿金等，均从用工之日起计算。
（四）劳动合同的效力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就受法律保护。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征得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劳动合同的生效时间，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合同的生效时间和劳动关系的建立是两回事。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有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已建立，但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情况下劳动合同已生效，但并没有实际用工，劳动关系尚未建立。
违反劳动合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违反已经履行的劳动合同。这时劳动关系已建立，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就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如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另一种就是违反已生效但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这时劳动关系尚未建立，劳动合同法没有对这种情况下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作出规定，这就需要合同双方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这时劳动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按约定办，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就无从承担责任。因此，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双方应当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
（五）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义务
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的义务主要包括：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除此以外，还应该延伸出其他相关诸如保密等义务，类似于合同法中的缔约责任或后合同义务。比如德国民法第611条b项的规定，任何雇主不得公开或在公司内部登载有性别歧视的招聘广告；根据德国民法第242条规定，任何人签订雇佣合同时必须坚守诚信原则，当事人双方提供的信息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因信息不实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应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雇主应负有谨慎处理申请者申请材料的义务，在已经明确劳动者未被录用的情况下，雇主应向劳动者及时返还相关资料，应保守其中个人隐私，如健康状况等资料，如应申请者要求，雇主应销毁涉及个人信息的相关资料。
建议劳动法今后应增加用人单位承担如下义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谨慎处理求职者应聘资料的义务，应适时销毁求职者的应聘材料和简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有些招聘是求职者专门应约而往，并为专项聘用，如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应聘可能会有相应的支出，如差旅费、住宿费等，凡是应约定而往，不论是否最终能够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均应负担上述费用。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不得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包括报名费、资料费等。
关于求职者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的义务法律规定比较少，在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如下义务：申请者应如实告知用人单位自身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对其所申请之工作岗位有不合适的情形更应如实告知；申请者有如实回答用人单位所提问题的义务；申请者对于其职业及竞争能力、知识、经验以及职业经历、资格考试成绩及报告，用人单位的提问不受限制，申请人有如实回答之义务；女性申请者不负担对用人单位对其可以预期未来是否结婚问题作答的义务；申请者如实告知其健康状况的义务。
四、劳动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问题
（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劳动合同的全面履行要求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地点，用约定的方式，按质、按量全部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既不能只履行部分义务而将其他义务置之不顾，也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更不得任意不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劳动者提供适当的工作场所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相关工作岗位，并按照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按时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对于劳动者而言，必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认真履行自己的劳动职责，并且亲自完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劳动合同的全面履行要求劳动合同主体必须亲自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确立后，劳动者不允许将应由自己完成的工作交由第三方代办，用人单位也不能将应由自己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其他第三方承担，未经劳动者同意不能随意变更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岗位，更不能擅自将劳动者调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
劳动合同的全面履行，还需要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理解和配合，相互协作履行。
（二）劳动报酬权
劳动报酬权是指劳动者依照劳动法律关系，履行劳动义务，由用人单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及劳动力价值支付报酬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一方只要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按照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劳动者就有权要求按劳动取得报酬。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再用其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来购买自己和家人所需要的消费，从而才能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供养自己的家人，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报酬权是劳动权利的核心，它不仅是劳动者及其家属有力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承认和评价。
劳动报酬包括三部分：一是货币工资，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二是实物报酬，即用人单位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等；三是社会保险，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直接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的失业、养老、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金。
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劳动者的以下劳动收入不属于工资的范围：（1）单位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抚恤救济费、生活困难补助费、计划生育补贴等；（2）劳动保护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作服、解毒剂、清凉饮料费用等；（3）按规定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收入，如根据国家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等，以及稿费、讲课费、翻译费等。
依照劳动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每月至少发放一次劳动报酬。劳动者从劳动到获得报酬，再到消费，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报酬是实现这个周期的重要环节，而工资正是获得劳动报酬的最重要的形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支付工资的周期规定为至少一个月，可以使劳动者的劳动到获得报酬的周期不致过长，更有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月薪制的用人单位，工资必须按月发放，实行小时工资制、日工资制、周工资制的用人单位的工资也可以按小时、按日或者按周发放，超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支付工资的时间发放工资的即构成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以上就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中一些主要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事关每个劳动者、各个企业用工单位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掌握必要的劳动合同知识对于明晰其中的概念，了解各自权利义务具有重要意义，在发生劳动争议时能够正确看待，理性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篇4：税务代理法律问题研究
税务代理法律问题研究
税务代理是伴随着民事代理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9条关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税务代理人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在《税务代理试行办法》中对税务代理的概念表述为：“税务代理是税务代理人在法律规定的代理范围内，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各项行为的总称。”
一、税务代理的特征和原则
税务代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代理，与一般民事代理相比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税务代理主体资格的特定性，在税务代理法律关系中，代理方必须是经批准具有税务代理资格的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委托方必须是负有纳税义务或扣缴税款义务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二是税务代理行为的法律约束性，代理人在从事税务代理活动过程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行使代理权限，且其行为受税法及有关法律的约定；三是税务代理内容的确定性，税务代理人的税务代理业务范围由国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税务代理人不得超越规定的内容从事代理活动；四是税收法律责任的不转嫁性，税务代理关系的建立并不改变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其本身所固有的税收法律责任的承担；五是税代理的有偿服务性，税务代理是智能型科技与劳动相结合的中介服务行业，税务代理本着自愿原则，实行有偿服务，税务代理人根据所代理业务的内容和复杂程度，收取一定的费用。
税务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代理关系的确定受代理资格、代理范围的限制。首先，委托项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税务代理人不得超载法律规定范围进行代理，严禁代理偷税、骗税行为。其次，税务代理是一项政策性较强、法律约束较高的工作，受托代理机构及专业人员必须具有一定资格。再者，注册税务师承办业务必须由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统一受理。此外，税务代理关系的确立必须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书，不得以口头或其他形式确立，未经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而擅自开展代理业务的不受法律保护。
税务代理是一项社会性的中介服务，涉及代理人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税务代理人在从事税务代理活动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自愿委托原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税务代理人之间依法确立的代理关系是合同契约关系，只有在双方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订立契约，双方的税收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确立；二是依法代理原则，税务代理机构必须依法成立，税务代理人承办的一切代理业务，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委托人的合法意愿进行；三是独立、公正原则，代理人在其代理权限内，独立行使代理权，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在实施税务代理过程中，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在维护税法尊严的前提下，公正、客观地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办税务事宜，决不能因收取委托人的报酬而偏袒或迁就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四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税务人一方面应按照国家税法规定督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纳税及扣税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应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通过税务代理及时掌握各项政策，节省不必要的税收支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
二、税务代理具有机构团体代理的法律特性
订立税务代理合同，是税务代理法律关系确立的标志。税务代理同于律师代理制度，实行机构团体代理。税务代理业务虽由注册税务师承办，但注册税务师不能以个人名义执业，只能依托税务师事务所进行税务代理业务，因此，税务代理合同的受托方只能是税务师事务所这一团体组织而非注册税务师个人。对受托方主体作出这种要求，主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税务代理业务政策性、专业性强，需由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员才能完成，从事的业务往往较为复杂，以社团组织为单位从事代理业务，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使税务代理工作的顺利圆满完成成为可能；其次，以税务师事务所团体名义对外执业，可以加强对从业税务师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另外，团体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在代理人因其代理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由团体组织对赔偿的风险予以负担相对于由个人负担更有保障，从该角度而言，实行事务所团体代理制，有利于对委托人利益的保护。
税务代理合同的受托方为税务师事务所而非事务所内具体从事代理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委托方基于信任对特定符合法定条件从业税务师的选择，事务所应予尊重，如合同已明确约定具体的税务代理人员且不得由他人代理，则税务代理机构应遵从该约定，税务代理机构违反该约定进行的行为构成违约，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民事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导致代理关系的变化的因素之一为代理人的变化，但对于如律师事务所、税务代理机构这样的团体代理是否因具体税务代理从业人员的变化而引起税务代理关系的变化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依民事代理理论，凡涉及此类较复杂，代理行为发生的后果可能因代理人不同而有所差异的情况，委托人对特定从业人员的指定，可视为该代理行为的完成与特定代理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笔者认为，税务代理中，约定的从业税务师的变化，同样可引起税务代理法律关系的变化。税务代理合同的'受托方虽为税务代理机构而非税务师个人，但注册税务师的变化将影响税务法律关系的变化。约定的从事代理行为的注册税务师因主观原因拒绝代理，如代理双方不能就新的税务代理人员达成协议，委托人可以单方解除税务代理合同，税务代理人员或代理机构有过错的，委托人可追究税务代理机构的违约责任，承担责任后的税务代理机构，可以向有责任的税务代理人员追偿。注册税务师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税务代理行为，如注册税务师已死亡、被注销资格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不适合继续从事税务代理的情形的，委托人亦可单方终止代理行为。在发生税务代理机构已破产、解体或被解散的情况下，委托代也有权单方终止代理合同。当然，发生委托人死亡、解散或违反法律规定等由委托人导致的情形，注册税务师及其代理机构在委托期限内也有权单方面终止代理行为，但这已不属税务代理机构团体代理制度所具有的特点。
三、税务代理的法律责任
税务代理属民事代理，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关系代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税务代理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同时也受《合同法》的调整，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和其他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是规范税务代理法律责任的法律，税务代理中发生的法律责任既包括民事法律责任，也包括刑事法律责任。
1.委托方的法律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如果委托方违反代理协议的规定，致使注册税务师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代理协议，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应全部由委托方承担，委托方除应按规定承担本身承担的税收法律责任外，还应按规定向受托方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
2.受托方的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税务代理人如因工作失误或未按期完成税务代理事务等未履行税务代理职责，给委托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应由受托方负责。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8条，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外，对税务代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3.共同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第67条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据此，税务代理人与委托人如果互相勾结、偷税抗税、共同违法，应按共同违法论处，双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陈林泰
篇5：买卖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买卖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文章考察了买卖合同与《合同法》总则的关系、买卖合同的特征、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风险负担及其与其他有偿合同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合同法》框架下买卖合同中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已无存在必要；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是与违约责任相分离的一个问题；认为其他有偿合同在参照适用买卖合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买卖合同/法……
一、买卖合同与《合同法》总则的关系
买卖合同是所有有偿合同的典范。买卖合同是最典型、普遍、广泛的交易形式，是自由经济社会营利行为之代表。《合同法》总则中许多制度都是以买卖合同为蓝本构建起来的，契约法中的绝大多数规则都来自买卖法（注：陈小君、易军著：《合同法分则整体性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版。）。在《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一至第七章关于债权法的总则性规定中，有很多规则都是来源于买卖合同；《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也是如此。（注：[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著：《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第126-127页。）在各国民法典中，买卖合同都规定于典型合同的首位，这充分证明买卖合同的重要性。但是即使如此，作为买卖合同的规定与《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仍非单纯为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判断，应当分门别类，因其性质不同而个别分析了解。
首先，《合同法》总则的规定，系从抽象意义上讲；而买卖合同的规定，则为确定性规范，即对总则内容进行了具体化。如总则中往往称之为债权人、债务人，在买卖合同中则称之为出卖人(在价金债务中为债权人，在标的物债务中为债务人)、买受人(在价金债务中为债务人，在标的物债务中为债权人)。又如《合同法》总则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类型，其中该条第5项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买卖合同中则有许多具体规定。如《合同法》第164条、165条、166条、167条的规定均是。
其次，买卖合同出于具体合同本身或法律政策等原因的需要，为了减缓或者加重债务人的责任，则有一些修正性规定或排斥性规定。其中部分排除的，即为修正性规定。例如对于履行地点的确定，《合同法》总则部分第61条、62条第3项确定了一个标准，但是买卖合同一方面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同时对第62条第3项却不再适用，而是在《合同法》第141条、160条单独确定履行地点。如果全部排除总则的规定，则为排斥性规定。如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根据《合同法》第150、151、152条的规定来看，在买卖合同中，如果出卖人对于标的物的出卖属于无权处分，则出卖人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既然出卖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当然属于有效合同。
根据买卖合同与总则的这种关系，在法律适用时，应当首先考虑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不能引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而应当直接引用买卖合同中的有关规定。
二、买卖合同法律特征考察
《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买卖合同为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现就几个一般性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一)双务与有偿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并非所有的有偿合同均属于双务合同，并非所有的单务合同均属于无偿合同。一般来说，双务合同中的“债务”必须是合同生效以后的债务，而在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由于其为要物合同，则标的物的交付非为合同生效以后的债务，而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不属于债务。因此如果是有偿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仍属于单务合同，但为有偿合同。因此双务、单务与有偿、无偿之间的关系为：凡双务合同必为有偿合同，凡无偿合同必为单务合同。但有偿合同不一定是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不一定是无偿合同。
(二)对于合同书面形式要求的认识。买卖合同不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因此为不要式合同无疑。但是《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合同法》第197条)、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上的租赁合同(第215条)、融资租赁合同(第238条)、建设工程合同(第270条)、技术开发合同(第330条)、技术转让合同(第342条)都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除租赁合同如果没有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转化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其他合同是否成立或者生效，法律没有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书面形式的要求不属于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要件，而应当属于倡导性条款。“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使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注：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版，第68页。）但从《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来看，却有探讨的必要。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这条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只有当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见如果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而且没有后面的实际履行行为，则合同未成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书面形式应当是合同的成立要件。
(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必须是有体物，不包括财产权。既然《合同法》第130条明确规定为“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我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不包括其他财产权，如债权、知识产权等，对于这些权利的买卖应当是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本人认为，《合同法》的这条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但有值得探讨的余地。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目的在于规范国际间的“货物”买卖，因此其标的物当然属于有体物，而且应当是动产。该公约第2条还特别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销售：
(a)购买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买供任何这种使用；
(b)经由拍卖的销售；
(c)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
(d)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
(e)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f)电力的销售。”
而作这样的规定，恰恰是由于国际间货物买卖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许多权利的买卖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才能得到承认，如果放到一个国际环境中去，往往会产生许多额外的问题。如国际技术转让必须单独制定规则等。但是国内的买卖则不受这种限制，故《合同法》将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局限于有体物，值得商榷。从制定分则合同的根本目的出发，即尽可能准确、有效地规范典型交易行为，既然没有明显的理由区分有体物的买卖和权利的买卖，在买卖合同中排斥权利买卖，没
有法律上的理由。虽然合同法本身规范知识产权的转让，即技术转让合同，但是对于其他权利的买卖则没有规范，而这就给法律适用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对于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都是不利的。另外合同法的规定与其他现行立法也有一定的冲突，如《拍卖法》第3条规定：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根据这一条规定，财产权的转让也是买卖的一种。这给将来的法律适用也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当然，《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有关权利等标的物的买卖，但是根据《合同法》第174条的规定，仍然可以参照该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买卖合同瑕疵担保责任探讨
所谓瑕疵担保责任，出卖人就买卖标的物上的权利瑕疵或物的瑕疵所承担的法定责任。所谓瑕疵，指买卖的标的物的本身或权利存在瑕疵。瑕疵担保责任分为两种，即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瑕疵担保责任，是法定责任。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权利或物有瑕疵，出卖人必须负责，因此属于无过错责任。正好与其违约责任的过错归责相对应。其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平衡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利益和风险。
瑕疵担保责任作为一种法定责任，与违约责任有一定区别。在传统大陆法系，学者认为，违约责任属于违反义务的责任，而瑕疵担保责任，还没有违反义务。（注：郑玉波著：《民法债编各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30-31页。）因此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相比，其责任内容要轻。首先对于物的瑕疵担保，在补救方式上仅限于解除合同和减价，而且重点在于减价请求权。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甚至连另行交付无瑕疵物的请求权都没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买受人才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出卖人明示担保物的品质或者故意不告知瑕疵时，可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此时出卖人主观上有过错存在，因此可以按照债的不履行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在诉讼时效上也有不同；对于瑕疵担保请求权，大陆法系各国大都规定一个比较短的诉讼时效，如德国、西班牙都规定瑕疵担保的诉讼时效对动产为6个月，对不动产为1年。
那么我国《合同法》对于瑕疵担保责任又是如何处理呢?在学理上应当如何认识瑕疵担保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的地位?我们认为应当区别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分别讨论。
(一)物的瑕疵担保。许多学者在新《合同法》颁布以后的教材中仍然继续探讨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注：如龙翼飞主编：《新编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版，第179页；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版，第566页，等等。）。并将该法第153条、155条的规定作为物的瑕疵担保的法律依据，这是值得商榷的。大陆法系合同法中规定瑕疵担保责任，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大陆法系在违约责任上采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则无债的不履行责任。而对于买受人来说，由于其履行标的为给付一定的价款，而货币属于一般等价物，属于种类物的一种，因此只有履行迟延，而不存在履行不能。故对于买受人实际上存在履行担保，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当履行给付义务。如德国《民法》第279条规定：负担的标的物只依种类指定的，在此种类中给付为可能时，债务人即使没有过失，仍应对其给付不能负责。而买卖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移转财产权与支付价金二者，系相互对价而报偿，如仅买受人就价金支付负担保责任；反之，出卖人仅于瑕疵有过失时，始负责任，显然有违等价交换之正义理念，亦非买卖制度设计之本意（注：邱聪智著：《债法各论》，自办发行，1994年版，第92、74页。）。
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无过错归责，因此不再以债务人的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成立的要件。因此只要出卖人给付的标的物存在物的瑕疵，作为出卖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55条规定：“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可以依照本法第111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这条规定，无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是否知道，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已经为违约责任所吞并。所以再讨论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二)权利瑕疵担保。《合同法》第150、151、152条的规定属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根据我们前面的探讨，在《合同法》将归责原则确定为严格责任以后，与物的瑕疵担保一样，权利瑕疵担保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对于权利瑕疵，不论出卖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由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在无权处分时，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这就与买卖合同关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合同法》第150、151、152条的规定，在出卖人的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时，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既然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则前提就是合同有效。而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应当包括权利存在担保与权利无缺担保两类。因此合同法关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应当说排斥了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所以在法律的具体适用时，应当注意这点区别。而且将权利存在瑕疵的合同确认为有效合同，既有利于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又符合《合同法》总则鼓励交易的原则。从这一点来看，在理论上确认《合同法》存在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有其独特的价值。
四、买卖合同的危险负担
所谓危险负担，亦称风险承担，指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合同生效后因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毁损、灭失时，该损失由哪方当事人承担。这个问题涉及买卖双方当事人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一直是买卖合同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风险负担这个问题上，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危险负担的构成条件
买卖合同中的危险负担，其构成条件为：
第一，双务合同才存在危险负担问题。因为对于危险负担，根据大陆法系的传统观点，大都认为主要是价金风险问题（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5页。）。即当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对方是否需要支付价金的问题（注：如《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6条规定：货物在风险转移到买方承担后毁损、灭失，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毁损、灭夹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者不行为所造成。另外德国民法第446条也是如此表述。）。因此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有探讨危险负担的必要。
第二，须非因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风险必须是由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原因造成的。在买卖合同可能出现的风险中，既有可能由可以归责于当事人，某一方或双方的事由造成的，也有可能由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造成。对于前一种情况，各国立法都通过违约责任制度加以规定，只有由于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才交给危险负担制度处理。
第三，危险发生的时间应当在合同生效以后，合同履行中发生。危险的出现必须在合同签订之后，而不能是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出现。如果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已出现，那属于标的物自始不能的问题。另外危险必须发生在合同业已生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还没生效，谈不上合同的履行，也就无所谓危险负担的问题。
第四，给付全部或者部分不能。这种不能还必须是永久不能。给付如果只是暂时不能，当这种不能的原因消失时，仍应当继续履行
。
(二)危险负担转移的界限为标的物的交付
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对危险负担的分配主要采用了三种学说和观点。(1)所有人主义。实际上采纳的是危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谁对某物享有所有权或者某种利益，就应当承担该物所产生的危险。因此标的物的所有人承受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的损失。(2)债务人主义。即由债务人承担不能履行的风险，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被免除。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如果债务人在交付之前，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灭失的，债权人支付价款的义务消灭，债务人应当承担买卖物灭失的损失。这实际上就是以“交付”作为危险负担移转的界限。(3)债权人主义。即债权人仍应为对待给付，不能履行的危险由债权人负担。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如果债务人在交付之前，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灭失的，债权人仍须支付全部价款，债务人免负交付买卖物的义务。我国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一致，即采用债务人主义。在明确我国危险负担采取交付移转的前提下，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危险负担的移转与否与所有权是否移转无关。危险移转因标的物占有的交付而完成，而与所有权转移与否没有关系。在实践中，由于动产所有权的移转也是以交付为标准，而危险负担的移转也是以交付为标准。另外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学理上一般都认为危险负担采用所有权人主义。因此在《合同法》制定后在实务中应当认识到，危险负担与所有权没有必然联系。特别是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中，风险随着交付的完成发生移转。虽然所有权仍然保留在出卖人手中，但是危险负担已经发生移转。
第二，“交付”既包括实际交付，也包括拟制交付、简易交付等交付方式。如《合同法》第140条规定，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此条就是关于简易交付的规定。因此如果在标的物事先已经为买受人占有的情况下，合同生效的时间就是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危险负担也在合同生效时发生移转。
第三，危险负担是否发生移转与出卖人是否违约无关。原则上，应当说危险负担的移转与否与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即出卖人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没有关系。出卖人虽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债务，如迟延履行或者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等，但只要买卖标的物已经交付，危险负担就发生移转。因为在标的物交付的情况下，实际上控制标的物的能力已经为买受人所取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买受人承担危险负担比较合理。至于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事情，可以由买受人另外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合同法》第149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危险负担是否发生移转也会与出卖人的违约行为联系在一起。如《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即在标的物质量不合格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如果买受人拒绝接受货物或者解除合同，则危险负担应当由出卖人承担。
第四，不动产买卖的危险负担。根据《合同法》第142条的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这条规定，实际上我国的危险负担问题不区别动产与不动产，一律自标的物交付之时发生移转。对于不动产来说，意味着实际的交付即可达到转移危险负担的结果，而并不是在办理登记过户之时发生移转。
第五，试用买卖中的危险负担。危险负担的问题在时间点上，是发生在合同履行时。因此如果合同没有生效，则不发生危险负担转移的问题。因为合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合同的履行。所以在试用买卖中，如果在试用期内发生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应当由出卖人承担毁损、灭失的后果。因为在试用期中，合同还没有生效，所以没有发生危险负担转移的问题。对此美国《统一商法典》2-327条有明确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在采用试用方式时，即使货物已特定于合同项下，但在买方接受货物前，风险和所有权不转移至买方。
五、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我国《合同法》除了在第129条规定了涉外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的诉讼时效为4年以外，没有另外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即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又规定：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诉讼时效为1年。从传统大陆法系的规定来看，这1年的规定是与瑕疵担保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注：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73页。）。如原来的《德国民法典》第477条规定：解约或减价请求权，以及欠缺保证品质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除出卖人恶意不告知瑕疵外，对于动产，自交付之日起经6个月时效消灭，对于土地，自交付时起经1年时效消灭。这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瑕疵担保人，即出卖人的法律责任。由于原来我国违约责任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学理和相关立法都承认在买卖合同中有物的瑕疵担保，因此规定一个1年的短期诉讼时效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国《合同法》已经将买卖合同中的归责原则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产品有瑕疵，作为出卖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没有必要再将这类诉讼的诉讼时效确定为1年。这在继续承认瑕疵担保责任的国家也有相应的变化。德国在债法修改后，也是尽量将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强化，使其接近或者等同于债的不履行，并将其诉讼时效区别情况予以延长。在通常情形，瑕疵担保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买卖标的物交付后2年内不行使而消灭；在建筑物情形，消灭时效为5年；在特定的权利瑕疵情形，为30年（注：具体内容参见1月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438条规定。）。如果出卖人恶意隐瞒瑕疵，则适用3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并且对消灭时效的起算适用主观定义的标准，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及债务人时起算。
六、其他合同的准用制度探讨
《合同法》第174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买卖合同的内容从130条到175条，共计46条之多，其中哪些条款能够为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如何参照，实有探讨的必要。
(一)有些合同虽为有偿合同，但是由于性质的不同，不能准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如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等。这些合同虽为有偿合同，但是其合同性质上属于提供劳务的合同，性质上与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有本质区别。因此买卖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责任与危险负担等内容不能为这些合同所准用。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比较科学，台湾地区民法第347条规定：本节规定，于买卖契约以外之有偿契约准用之。但为其契约性质所不许者，不在此限。
(二)在实践中，有大量合同在特征上往往表现出不只是买卖合同的特征，而表现为学理上所称的混合合同
。即一个合同既有买卖合同的特征，还有其他合同的特征。此时在考虑法律适用时，应当具体分析。例如，目前在实践中，经常有买卖合同附加赠与合同的情形，即所谓“买一赠一”的情形，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出卖人拒绝赠与，或者虽然提供了赠与物，但是赠与物有瑕疵，此时出卖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我们认为此种“买一赠一”的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联立合同，即合同中的买卖的内容与赠与的内容应当互为条件，即买受人不购买这些货物，出卖人肯定不为赠与行为。因此如果出卖人在履行赠与时或者履行赠与物有瑕疵时，应当承担《合同法》第191条第2句规定的违约责任。即购买标的物的限度内承担违约责任。
(三)买卖合同中的哪些内容可以为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值得探讨。有学者指出：“买卖合同中，表征有偿契约之规定者，主要为瑕疵担保责任，所谓准用买卖规定，主要亦指准用瑕疵担保责任之相关规定而言。”（注：邱聪智著：《债法各论》，自办发行，1994年版，第92、74页。）对此德国民法的规定最为确定，《德国民法典》第493条规定：对于以有偿方式让与物或对物设定负担的其他合同，准用关于出卖人因物的瑕疵而负担的担保义务的规定。也有学者指出：“其准用买卖之规定，主要在于瑕疵担保及危险负担之规定。”（注：林诚二著：《民法债编各论》，瑞兴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3页。）故对于危险负担是否准用于其他有偿合同，学者有争议。我们认为其他有偿合同可以参照买卖合同关于危险负担的有关规定，除合同性质不允许者以外。理由有两点：一是危险负担只能就双务合同存在，而根据前面的阐述，凡双务合同必为有偿合同。故买卖合同关于危险负担的规定可以为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二是从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德国民法第323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6条）来看，危险负担不但于买卖合同中有规定，而且在债法总则部分有规定。因此关于危险负担的内容，不但在买卖合同中有适用，而且在其他合同中也应有适用。故买卖合同关于危险负担的规定可以为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
(四)鉴于我国合同立法的特点，我们认为权利买卖合同最应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由于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排斥了权利买卖，因此权利买卖除了技术转让合同以外，将不属于典型合同的内容，其法律适用只能是根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处理，即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参照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权利买卖合同应当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其参照内容也几乎涉及买卖合同的所有内容。另外对于易货交易、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也是如此。
(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引用条文的准确性。如果是权利买卖，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174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中的相关规定。
篇6：劳动合同试用期法律问题研究
劳动合同试用期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劳动合同试用期，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依照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一个供当事人双方互相考察的、合同解除条件亦无严格限制的期间。劳动合同试用期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可以特殊约定的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这一规定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劳动合同中的试用期不是法定的内容，它的出现乃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事人在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也可以不约定试用期。这一点表明试用期具有自愿性；第二，试用期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中，是劳动合同期限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非独立于劳动合同期限以外的阶段。这一点表明试用期具有非独立性；第三，劳动合同试用期有法定的上限，即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而改变这一上限。这一点表明试用期具有限制性。
除此之外，劳动法将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也作为劳动关系双方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法定情形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不需要提前三十日通知劳动者。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作为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的法律依据，这些是法律、法规层面上目前对试用期以及相应期限和法律后果的最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缺陷，以及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行为的随意性所带来的事物的复杂性，使得围绕试用期这一问题所产生的纠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形。根据劳动法本身的立法精神，结合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情形，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 试用期的约定必须出于当事人的合意
试用期，是劳动关系双方以最低限度风险互相考察对方的一种手段，这一手段对于用人单位的意义尤为重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根本要求，是提供合格的劳动。劳动者能否提供合格的劳动，是用人单位最关心的事项。因此，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之前，用人单位通常都会对劳动者进行初步的审查，这种初步审查是根据用人单位具体岗位对劳动者的一般要求进行的。但是，仅凭这种初步的审查，是不能得出该劳动者究竟是不是符合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全部要求的。由于劳动法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设置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一旦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等不符合用人单位的全部要求，而这些情形又不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那就会出现用人单位既录用了不符合其要求的劳动者、又不能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这将使用人单位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勉强留用该劳动者 ，就会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中出现薄弱环节，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导致竞争力下降；如果不能容忍这种薄弱环节，那就只有重复聘用一名新的合格的员工，这样将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因此，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利用试用期让双方有一个相互进一步考察的机会，是有其现实需求的。这也是劳动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的现实意义所在。
但是，劳动法所规定的，是当事人可以约定试用期，而不是必须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也不是自动存在于劳动合同之中。是否需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法律不加以规定，只能由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不能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设立。换言之，未经协商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形成合意的，不能认定存在试用期。
吴某是持有机动车驾驶证书的失业人员，经人介绍进入一家电子元件公司从事车辆驾驶工作，双方约定吴某先在该公司工作一年，同时对吴某的工资待遇、工作岗位、作息时间等也作了约定，但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该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新进员工工作的前三个月为试用期，但该规定从未告知于吴某。吴某工作伊始，该公司即发现吴某的驾驶技术较差，很难胜任繁重的驾驶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仍无实质性的改善，该公司即在第二个月以吴某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时通知吴某终结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吴某认为，双方并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也没有约定过试用期，该公司终结劳动关系的理由无依据，因而不同意终结劳动关系。双方的争议由此发生。吴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撤销该公司终结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吴某的主张。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坚持认为其公司有规定，新进员工必须有三个月试用期，该规定亦不违法。吴某仍在试用期内，其依法可以随时通知终结双方的劳动关系。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合同的试用期不能依一方当事人的意志成立，而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约定。该电子元件公司虽然在其规章制度中规定新进员工要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但该公司既未与吴某明确约定试用期，也未明确将该规定作为双方劳动权利义务的内容之一，甚至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将该规定的内容告知于吴某。该公司的行为实属单方设立试用期，该行为对吴某无约束力。双方口头约定的一年期劳动合同应视为无试用期，该公司不得依劳动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法院最终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 试用期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个组成部分
试用期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劳动法的规定已经非常明确地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因此，在劳动关系当事人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形式建立劳动关系时，绝大多数用人单位起草的劳动合同，都能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将试用期约定在劳动合同期限之中。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时，或者因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或者出于规避法律的故意，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合法的情形。例如，有的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时，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存续了一定期间后，方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将订立劳动合同前的这一期间作试用期对待。有的用人单位则事先单独与劳动者订立一份试用期合同，在试用期间届满后再与劳动者订立所谓“正式”的劳动合同。有的用人单位虽然也将试用期约定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但是却违反关于试用期不得超过最长期限的规定，使得约定的试用期超过相应劳动合同期限所允许的最长期限。
很显然，以上列举的用人单位的种种做法，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同时也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一，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当事人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即已经产生。按照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用人单位即应当及时办理录用手续，并为该劳动者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账户的手续，使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既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有时劳动者能够随时了解自己的权利状况。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不将试用期视作劳动合同期间，而是在试用期满后方办理录用手续并办理社会保险账户手续的，从而变相地否定了双方在此期间的劳动关系，逃避了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单独订立试用
期合同，表面上虽然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一法律规定，但其实质乃是将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的试用期，人为地分离出来，使得试用期与劳动合同期限成为相互完全独立的两个阶段。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单独订立试用期合同的情况下，一旦试用期满，双方当事人又不能就订立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就会出现只有试用期合同而没有劳动合同这样一种状况。这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法使得劳动者一方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后，对于劳动合同的完整期限究竟有多少时间跨度处于一种无法预知的状态，对于自己的权利无法充分知晓。这也背离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在其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单独订立试用期合同的，该合同期间等同于劳动合同期间。也就是说，这一期间不再被视为是一个试用期间；第三，将试用期限约定为大于六个月，这种做法更是明显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因为劳动法规定的试用期最长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一最长期限的设定，足以保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充分、全面的考察。例如，张某通过应聘，被某仓储公司录用，双方约定前三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满再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双方为此单独订立了一份试用期劳动合同。一个月后，该公司以张某的工作能力不符合该公司的要求，属于《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遂随时通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终结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张某认为该公司的决定错误，不同意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双方由此发生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和诉讼，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都作出了支持劳动者一方的结论，理由都是认为，该公司单独与张某订立试用期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该期间不应再被视为试用期。在此情况下，该公司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法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而该公司的理由并不符合法定的事由，因此，其所作的解除劳动合同、终结劳动关系的决定，应当被撤销。
三、 试用期间劳动报酬应当遵从当事人依法作出的约定。
如前所述，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应当被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中，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试用期内劳动者的待遇与试用期间届满后劳动者的待遇是否应当一致，法律并没有加以规定，因此，当事人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对试用期内劳动者一方的待遇作出特别约定。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就试用期内劳动者的待遇进行约定，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待遇的约定，就应当适用于试用期内。这两者之间，乃是一般约定与特别约定的关系。合同中没有就某一事项作出特别约定的，就应当遵从一般约定。
同时，当事人双方关于试用期的待遇必须依法约定，不得违反法律关于法定劳动标准（例如最低工资）的规定。因为法定劳动标准乃属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范畴，不能由当事人通过约定予以改变。
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法律原则，在没有就试用期内劳动者的待遇作出约定的情况下，随意改变劳动合同关于待遇的约定，擅自降低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待遇。或者虽然对试用期内的待遇作出了约定，但是约定的试用期内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情形，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构成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在仲裁和审判实践中，都应当予以纠正。
例如，某物业管理公司录用园林工蔡某，从事园林养护修葺等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蔡某的月工资为1，000元。合同同时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但对试用期内的待遇，合同未作出专门的约定。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该物业管理公司实际向蔡某支付的试用期内的工资为每月800元，理由是因为处于试用期内，所以工资应按合同约定工资的80%计发。蔡某不接受这一结果，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法院最后判决该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蔡某在试用期内的工资。法院认为，既然劳动合同的试用期是劳动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应当适用于试用期内。如果用人单位认为试用期内的待遇应有别于试用期满后的情况，则应当在劳动合同中另行作出明确的约定。非因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待遇不得被随意改变。
以上分析表明，劳动法关于试用期待遇的规定，实际上也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约定的自愿性，二是内容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是否需要对试用期内的待遇作出特别约定，由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加以确定。一旦作出约定，其内容必须满足法定劳动报酬标准的要求，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
四、 试用期的考察范围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应作宽泛解释
试用期考察的范围，与该期间内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试用期内对劳动者的考察，是用人单位作出是否要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前提。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乃是试用期内对劳动者考察的结论反映在劳动关系方面的后果。那么，试用期内究竟应当考察什么内容呢？
《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从文义分析，法律规定试用期考察的内容，乃是劳动者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录用条件。如果狭隘地理解这一“录用条件”的含义，显然会产生法律逻辑上的错误，也不符合劳动关系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这一过程的实际。因为，所谓的录用条件，都是用人单位在录用劳动者之前就应当完成审查的。例如，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如果需要一名电工，它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发布招聘信息。我们假设它的招聘信息是这样的内容：“本公司需要一名电工，性别为男性，年龄在45岁以下，学历在高中或中专以上，持有电工专业证书，身体健康”。毫无疑问，任何一名劳动者，都会根据这一信息中的内容对照自己，以确定自己是否符合这些要求。该信息中的这些内容，就是该物业管理公司对劳动者的录用条件。如果有若干名劳动者都符合上述条件，都来应聘，该物业管理公司首先审查的，也就是他们的身份证明、健康证明、学历证书和电工专业证书。在这些审查完成后，该物业管理公司将会在多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中，通过面试谈话来最终确定录用其中的一位，然后再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此时，作为录用条件，已经审查完毕。
但是，作为一名电工，仅仅持有专业电工证书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在工作过程中证明他确实具有相应的工作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录用过程中是很难考察的，通常都需要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考察。这才是《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中所说的“录用条件”。因此可以说，劳动法这一条文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发现，任何一个用人单位招聘一名员工，实质乃是其内部岗位对劳动力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必须通过招聘合格的劳动者来予以满足，而合格的标准，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要求。在多名应聘者都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录用其中的一位，显然还考虑了其他的因素。通常情况下，用人单位通过面试谈话，除了要对应聘者实际工作能力获取一个初步的印象
之外，还需要对应聘者的个人品行、举止文明程度、责任心、勤劳度、对企业的忠诚度等等进行初步的评估。这是在多名符合录用条件的应聘者中，决定最终选择哪一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是从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的目的分析，还是从实践中用人单位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考虑，机械、狭义地理解“录用条件”都是有悖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的。换言之，劳动合同试用期考察的范围应当是宽泛的。例如，某汽车修理公司承接了某品牌汽车的特约维修工作。为此，该公司向劳动力市场发布招聘信息，要求应聘者的性别为男性，年龄在30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汽车维修专业培训证书。兰某认为自己具备了上述所有的条件，遂前往应聘。该公司最终录用了兰某，双方订立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并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同时，该公司还请该品牌汽车生产商派员对包括兰某在内的多名员工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公司发现，兰某经过培训，并未真正掌握该品牌汽车维修的技术，且在顾客提出意见时，对顾客的态度也比较粗暴。鉴于此时尚在劳动合同试用期内，该公司随即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兰某认为，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错误，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兰某的工作能力和对顾客的态度表明，其确实不符合该公司的录用条件，该公司在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内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应属合法。遂作出了支持该公司的裁决。兰某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法院，称该公司的录用条件，应当是指向劳动力市场发布的信息中所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其都已经具备，并且也通过了该公司的审查。仲裁裁决认定其不符合录用条件，此认定显属错误，请求法院予以纠正。法院审理后认为，兰某确实是因为符合该汽车修理公司的录用条件才被该公司录用的。也正因为所谓的录用条件已经在录用之前完成了审查，所以，《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中所指的“录用条件”，已经不再是兰某所指的录用条件，而应当宽泛地解释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综合要求。兰某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所不符合的，乃是这些要求。因此，法院对兰某的主张也未给与支持。
举这两个案例，是要说明这样的观点，《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明显存在措辞不当的问题。在这些法条尚未被修改的情况下，对该条款中的“录用条件”，应当作比较宽泛的解释。
劳动合同试用期作为劳动合同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对调整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帮助用人单位以最低的成本风险争取优秀劳动者的加入，促进劳动者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最终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至少在目前，这种意义还远没有被广大的劳动者和很多的用人单位所认识。准确理解有关劳动合同试用期的法律规定并加以运用，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乃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