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的下一句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展开辩论的重要段落。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本身并无固定的方向，全凭后天环境与引导决定其流向。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展开反驳，以水的自然趋向为喻，进一步论证“人性本善”的核心观点。这段对话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与别家思想在人性论上的交锋，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追问。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人性问题是一个核心议题。孔子虽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并未明确界定人性之善恶，这为后世留下了广阔的思辨空间。告子作为与孟子同时代的学者，提出“生之谓性”，认为人性不过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同杞柳之性可以制为杯盘，人性亦可被塑造为善或恶。他以水流为喻，强调人性无固定方向，全赖外力引导。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强调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作用，却忽视了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与价值取向。孟子在听到这一观点后，并未全盘否定，而是巧妙地借水喻性，进一步推演，从而引出“人性本善”的深刻论证。
孟子以水为喻，并非简单重复告子的观点，而是通过重新诠释水的“自然趋向”来揭示人性的内在规定性。他指出，水固然可以因地势高低而东流或西流，但水“无分于上下”吗？显然不是。水虽可被外力引导，但其本质是“就下”的，即自然向下流动。孟子由此类比：人性亦如水之就下，其本质趋向于善。人之所以为善，并非完全依赖外在规范，而是源于内在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如同种子，是人天生具备的道德萌芽。正如水向下流是其本性，人向善亦是其本性。孟子进一步举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不假思索的救助冲动，正是人性本善的明证。它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道德直觉。孟子认为，告子只看到人性可被塑造的一面，却忽略了人性中固有的向善潜能。
孟子的“性善论”并非主张人天生就是完人，而是强调人具备向善的内在动力与潜能。这种潜能需要通过后天的修养、学习与教化得以实现。正如种子需要阳光雨露才能成长，人的善性也需要“扩而充之”，通过“存其心，养其性”来发展完善。孟子并不否认环境对人的影响，但他更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批评告子“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认为若将人性视为可被任意塑造的材料，便等于否定了人自身的尊严与价值。真正的教育，应是唤醒人内在的善性，而非强行灌输外在规范。这种思想对后世儒家影响深远，成为宋明理学“心即理”“致良知”等理论的重要源头。
从更广阔的哲学视野来看，孟子与告子的这场辩论，实质上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早期交锋。告子倾向于建构主义，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孟子则坚持本质主义，主张人性有其先天的道德规定。尽管现代心理学与教育学更强调环境与经验的作用，但孟子的思想仍具启示意义：人并非完全被动的存在，而是拥有内在价值与道德自觉的主体。在当代社会，面对功利主义、相对主义的挑战，重新审视孟子的“性善论”，有助于我们重建对人性尊严的信心，推动道德教育与人格培养的深层发展。
“性犹湍水也”一句，不仅是《孟子·告子上》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语句，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缩影。它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将抽象的人性论具象化，既回应了告子的质疑，又确立了儒家“人性本善”的理论根基。这一思想历经两千余年，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提醒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内心不可剥夺的善之根苗。唯有承认并培育这份本善，个体才能实现自我完善，社会才能走向和谐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