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仞岳上摩山的下一句是“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两句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原句为：“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短短两句诗，不仅描绘出天姥山的雄伟气势，更以夸张的笔法展现出诗人胸中奔涌的豪情与对自然奇观的无限向往。在中华古典诗歌的长河中，李白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修辞和奔放的情感，将山川之壮美与个体精神之自由融为一体，使这句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而“五千仞岳上摩山”虽非原诗首句，却是后人提炼、概括其意境时常用的起句，用以引出那“势拔五岳掩赤城”的磅礴气魄。
这句诗所承载的，远不止是对一座山的描写，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不仅是地理的存在，更是人格的投射、理想的寄托。孔子曾言“仁者乐山”，山以其沉稳、高远、不可动摇的特质，成为君子品格的象征。而李白笔下的天姥山，却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仁者之山”，它超越了静态的庄严，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近乎狂放的雄奇。它“连天向天横”，仿佛要冲破苍穹；它“势拔五岳”，竟将五岳之首的泰山也压过一头；它“掩赤城”，连赤城山这样的仙山也黯然失色。这种“拔”与“掩”的动作，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比较，而是诗人内心力量的外化。李白借山言志，借山抒怀，将他对自由、对超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全部倾注于这巍峨山岳之上。
进一步来看，这句诗还体现了盛唐气象中特有的自信与张扬。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进取的时代之一，文人墨客普遍怀有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抱负。李白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中充满了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世俗束缚的反抗。他不屑于“摧眉折腰事权贵”，而向往“且放白鹿青崖间”的逍遥生活。天姥山，正是他心中理想世界的象征——远离尘嚣、高入云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诗中“五千仞岳上摩山”一句，以“仞”为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七至八尺，五千仞即三万余尺，近乎万米之高，远超现实中的任何山峰。这种极度夸张的手法，正是李白诗歌的典型特征。他并不追求地理的真实，而是追求精神的真实。在他笔下，山的高度，是心灵的高度；山的雄伟，是人格的雄伟。当他说“势拔五岳掩赤城”时，他不仅在说山，更是在说他自己——一个不愿被束缚、不甘于平庸、渴望在天地间留下痕迹的灵魂。
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分析，这两句诗在结构上也极具匠心。前句“五千仞岳上摩山”以数字和动词构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五千仞”极言其高，“上摩山”则赋予山以动态，仿佛山在向上生长，直抵苍穹。后句“势拔五岳掩赤城”则从横向展开，以“五岳”这一文化符号作为参照，凸显天姥山的压倒性气势。“拔”字极具力度，仿佛山从大地中猛然崛起，势不可挡；“掩”字则带有覆盖、遮蔽之意，使赤城山在对比中显得渺小。两句之间，一纵一横，一高一广，形成空间上的立体张力。同时，“五岳”与“赤城”皆为名山，诗人以名山衬名山，却让天姥山凌驾其上，既显其高，更显其奇。这种“以实衬虚、以名衬奇”的手法，使诗歌的意境层层递进，最终达到一种超现实的壮美。
这句诗还暗含道家与道教的思想色彩。天姥山在传说中本就是道教仙山，与赤城山、天台山地脉相连，是仙人修行、羽化登真之所。李白一生深受道教影响，曾受道箓，自号“青莲居士”，其诗中常有游仙之笔。他梦游天姥，实则是精神的一次飞升，是对现实世界的暂时逃离。在梦中，他“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与仙人共舞，与天地同游。而“五千仞岳上摩山”正是这场精神之旅的起点——唯有登上如此高峰，才能脱离尘世，接近天界。这句诗不仅是写景，更是写心；不仅是写山，更是写梦。它承载着诗人对永恒、对自由、对超越的终极追问。
回到当下，这句诗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常被琐事缠身，心灵被功利所困，精神被信息所扰。而“五千仞岳上摩山”所象征的那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提醒我们，人生不应局限于眼前的苟且，而应仰望星空，追求更高远的境界。无论是个人成长、学术探索，还是社会进步，都需要一种“拔山”的勇气与“摩山”的毅力。山再高，终可攀登；路再远，终可抵达。只要心怀理想，便不惧山高水长。
“势拔五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