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履上殿的下一句是“入朝不趋”。
这一句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汉书·萧何传》，原文为：“于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这句话描述的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因功勋卓著，被汉高祖刘邦赐予特殊礼遇，允许他佩剑、穿鞋上殿，并且在朝见皇帝时不必小步快走（即“趋”），以示尊崇。这种待遇在古代礼制中极为罕见，象征着极高的政治地位与君主的信任。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不仅是对萧何个人的褒奖，更成为后世衡量权臣、重臣是否受到君主特别礼遇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中国，礼制是维系等级秩序的核心，朝堂之上的一举一动皆有严格规范。臣子觐见皇帝时，必须脱鞋、解剑，以示恭敬与臣服；上殿时需小步疾行，称为“趋”，这是对君主威仪的尊重。而“剑履上殿”意味着可以保留武器与鞋履，直接登上宫殿，这在安全上极具风险，因此唯有深得君主信任者方可享有；“入朝不趋”则意味着可以缓步而行，不必表现出过度的谦卑，体现出其在朝中地位的超然。
这一礼遇的背后，是政治信任、功勋积累与权力格局的复杂交织。萧何作为刘邦的后勤总管，在楚汉战争中保障了前线粮草、兵源与行政运转，其作用虽不显于战场，却实为汉室立国的基石。刘邦深知，若无萧何稳定后方，自己难以与项羽抗衡。当天下初定，论功行赏时，萧何位列第一，封酂侯，食邑万户，并赐予“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萧何的肯定，也是刘邦在建立新政权初期，通过礼制手段笼络功臣、巩固统治的重要策略。
这种特殊礼遇也蕴含着潜在的政治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逐渐演变为权臣的象征。后世如曹操、司马懿、桓温、宇文泰等权倾朝野的人物，都曾享有类似待遇。尤其是在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往往以“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头衔掌权，再辅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礼遇，几乎等同于“无冕之王”。这种礼制上的突破，往往预示着皇权的衰落与权臣的崛起。例如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魏王，加九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其行为虽仍称“汉臣”，实则已行帝王之实，为曹丕代汉铺平了道路。
这种礼遇并非轻易授予。它既是对功勋的表彰，也是对政治平衡的考量。君主在赐予此类特权时，往往经过深思熟虑：既要激励功臣，又要防止其权力失控。历史上真正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者，多为开国元勋或乱世权臣，且多集中于政权更迭或动荡时期。在太平盛世，君主更倾向于通过制度约束权力，而非以礼制突破来彰显个人忠诚。
从文化层面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它体现了“礼”的双重性：既是维护秩序的工具，也是权力博弈的载体。在儒家思想中，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但礼的边界一旦被打破，便可能引发“名实分离”的危机。当一位臣子可以佩剑上殿、缓步入朝时，其身份已超越普通臣属，甚至模糊了君臣界限。这种模糊性，既可能促成政治稳定，也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
回望历史，萧何受此礼遇时，尚能保持谦逊，自请削减封地、任用亲属以避嫌，因而得以善终。而后来许多享有同等特权者，却未能守住臣节，终致身败名裂。可见，礼遇本身并非祸福之源，关键在于受者如何自处。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是否享有特权，而在于能否在权力巅峰时保持清醒，在尊崇之中不失本分。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短短八字，承载的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缩影。它既是功勋的勋章，也是权力的试金石；既是君主的恩宠，也是历史的警示。在今日回望，我们不仅应理解其字面含义，更应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治乱兴衰之道。权力与礼制、忠诚与野心、尊崇与节制，这些永恒的命题，仍值得今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