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伐谋的下一句是“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经典名句，体现了兵家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与战略层次的递进思考。它不仅揭示了用兵的最高境界，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决策模型，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商业乃至个人决策领域。上善伐谋，意为最高明的用兵之道在于谋略的较量，即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通过智慧、布局、预判和心理博弈，使敌人屈服或陷入被动，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状态。而紧随其后的“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则进一步展开了对不同战略层级的系统阐述，构成了一套由优至劣、由智至力的战略选择序列。
在古代战争中，战争的胜负往往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多寡，更取决于战略的高下。孙子之所以将“伐谋”置于首位，是因为他认识到，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战场上的厮杀，而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伐谋，即通过战略设计、情报分析、心理威慑、联盟分化、舆论引导等手段，使敌人在未战之时便已处于劣势。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通过经济手段控制邻国资源，使其不得不依附于齐，这便是“伐谋”的典范。又如战国时期张仪以连横之策瓦解六国合纵，不费一兵一卒便使强敌自乱阵脚，亦属伐谋的高明运用。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先胜而后战”，即在战争开始前，胜负已定。它强调的是对全局的掌控、对人心的把握以及对时机的精准判断，是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的智慧。
当“伐谋”难以实现时，孙子提出“其次伐交”，即通过外交手段达成战略目标。伐交，指的是在无法完全通过谋略制胜的情况下，利用外交联盟、结盟分化、威慑谈判等方式，削弱敌方力量，增强己方优势。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汉代的和亲政策、唐代的羁縻制度，都是伐交的体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经济制裁、多边谈判，本质上仍属于“伐交”的范畴。与伐谋相比，伐交更具操作性，也更依赖现实力量，但其优势在于避免了直接军事冲突，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资源消耗。冷战期间美苏虽剑拔弩张，但通过核威慑、外交谈判、军控协议等方式维持了“冷和平”，正是伐交策略的成功实践。它表明，即使在高度对抗的环境中，理性沟通与利益协调仍有可能化解危机。
当伐谋与伐交均无法奏效时，才进入“伐兵”与“攻城”的阶段。伐兵，即通过野战、会战等方式击败敌军主力，虽属军事行动，但仍强调“以智取胜”，如避实击虚、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而“其下攻城”，则是孙子最不推崇的方式。攻城战代价高昂，耗时漫长，守方据险而守，攻方往往伤亡惨重。孙子曾言：“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因为一旦进入攻城阶段，战争已陷入消耗战，胜负难料，且极易导致国力衰竭。历史上，如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虽为著名战役，但背后无不反映出战略失误或伐谋失败的后果。反观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如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其胜利往往源于伐谋与伐交的成功，而非单纯依靠兵力优势。
“上善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仅是一句兵法格言，更是一种战略哲学。它提醒人们，在任何重大决策中，都应优先考虑非对抗性手段，通过智慧、布局与沟通化解矛盾，避免陷入直接冲突。在现代社会，这一思想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国家治理、企业竞争，还是个人发展，都应以“谋”为先，以“交”为次，以“力”为末。真正的强者，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否在问题爆发前预见并化解它。上善若水，不争而胜；上善伐谋，不战而强。这不仅是兵法的智慧，更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