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的下一句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问题辩论中的关键一句。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本身并无定向，其善恶取决于后天环境与引导。孟子则借此展开反驳，以水为喻，进一步阐明自己“性善论”的核心观点。这一句不仅是理解孟子人性论的重要入口，也体现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本源的深刻探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关于“人性”的讨论尤为激烈，而《孟子·告子上》正是这场思想交锋的高潮之一。告子作为与孟子同时代的学者，其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的本性如同未加雕琢的材质，既非天生为善，也非天生为恶，而是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他用“湍水”作比喻，意在说明人性本身没有固定方向，就像湍急的水流，若在东边开一个缺口，水就向东流；若在西边开一个缺口，水就向西流。这种观点强调后天环境、教育、习俗对人格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
孟子并未接受这一观点。他接过告子的比喻，却赋予其全新的哲学内涵。在孟子看来，水虽然可以因地势而改变流向，但水“就下”的本质却是不可改变的——“水无有不下”。无论水流向何方，它最终必然趋向低处，这是水的内在属性。同理，人性虽可能因外界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但其内在的“善端”却是与生俱来的。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便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四端”。这些善的萌芽如同水的“就下”之性，是人性中不可剥夺的本质。孟子并非否认后天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环境只能影响人性的表现方式，却无法改变其向善的内在倾向。
孟子的这一反驳，不仅逻辑严密，而且极具哲学深度。他通过重新诠释“水”的比喻，将告子所强调的“无定向”转化为“有本性”，从而在承认现实复杂性的同时，坚持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虽有所调整，但仍承认“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之外，多数人具有向善的可能；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则进一步将孟子的“性善论”发展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强调通过修养恢复本然之善。可以说，孟子的这一论断，奠定了儒家道德哲学的根基。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思想的互动与深化。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看似中立，实则忽略了人性中潜在的道德动力；而孟子的“性善论”则试图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揭示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他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恶行，而是认为恶是“失其本心”的结果，如同水被堵塞、被污染，不再自然下流。教育的目的不是从无到有地塑造善，而是唤醒人内在的善端，使其自然流露。这种“返本开新”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对现代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孟子关于人性的讨论，不仅关乎哲学思辨，更涉及社会秩序与政治治理。若人性本善，则统治者应以仁政养民，以礼乐教化，使民“有恒心”；若人性本恶，则需以严刑峻法约束。孟子坚持性善，正是为了倡导“仁政”与“民本”思想。他认为，只有相信人民具有向善的潜能，才能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种信念，使儒家思想超越了单纯的统治术，而成为一种关于人如何成其为人的深刻探索。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告子比喻的引用，实则是孟子构建其性善论的重要支点。它不仅揭示了人性与自然的类比关系，更通过重新定义“本性”的内涵，确立了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方向。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教育、伦理、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时，孟子这一思想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它提醒我们：人性并非空白画布，而是蕴藏着向善的种子；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强行涂抹，而是细心培育，让善的自然之流得以畅通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