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造人上之人，这句话出自中国古代哲思传统，常被用来探讨天命、人性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并非出自某一部经典文献的原文，而是对《论语》《孟子》乃至《中庸》中关于“天命之谓性”“人皆可以为尧舜”等思想的凝练与转述。其深层含义在于：上天并未特意创造出一类“超越常人”的“人上人”，换言之，人人生而平等，并无先天赋予的等级之分。社会现实中却始终存在“人上人”的现象，这种矛盾引发了千百年来关于人性、道德、权力与命运的深刻思辨。那么，这句话的下一句，若依其逻辑推演，应当是：“而人自造其下之人。”这并非宿命论的消极表达，而是一种对人性异化与社会建构的警醒与反思。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不断演化，从部落到城邦，从封建到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与资源的分配始终伴随着“上”与“下”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若“天不造人上之人”，即自然本身并未赋予某些人天然的统治权或优越性，那么“人上人”的出现，便只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往往依托于制度、文化、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合力。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本意是“选贤与能”，打破世袭贵族的垄断，使寒门子弟得以通过学识进入仕途，实现社会流动。当科举本身被异化为一种新的身份象征，当“士”阶层逐渐固化为“官”阶层，当“学而优则仕”演变为“仕而优则权”，原本打破“人上人”理想的制度，反而成了新等级秩序的温床。人们不再追问“为何有人居于高位”，而是默认“高位者必有高才”，从而在心理上完成了对“人上人”的认同与崇拜。这种认同，正是“人自造其下之人”的起点——不是命运使然，而是人心所向。
更深层的动因，在于人性的复杂与欲望的驱动。当社会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时，竞争便不可避免。在竞争中，一些人通过智慧、努力或机遇获得优势，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优势一旦获得，便倾向于被固化、被神圣化。掌权者以“天命所归”自居，将自身地位归因于德行、血统或功绩，从而合理化其支配地位；而处于下位者，则在长期的规训中内化了这种等级观念，认为“上者智，下者愚”，甚至主动维护这种秩序，以求在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教育体系强化这种认知，家庭传承这种价值观，媒体传播这种叙事，最终形成一种“结构性顺从”。人们不再质疑“为何有人高高在上”，而是思考“如何成为那样的人”。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人上人”不再是被自然赋予的存在，而是被社会共同建构、共同维护的神话。于是，“人自造其下之人”便成为现实——我们不仅接受不平等，更在无意识中参与制造不平等。
这种自我建构的等级秩序，其危害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资源分配不公，更在于精神层面的自我矮化。当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被告知“你不如别人”，他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追逐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而忽视了自身真正的价值。而当整个社会以“成为人上人”为唯一成功标准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异化为竞争、攀比与压制。亲情被功利化，友情被工具化，爱情被物化。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难以建立真正的自我认同，社会也难以形成健康的公共精神。更危险的是，当“人上人”成为一种集体执念，权力便可能脱离责任，道德便可能让位于利益，最终导致系统性腐败与社会信任的崩塌。
“天不造人上之人，而人自造其下之人”，不仅是一句哲理，更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平等并非自然状态，而是需要不断争取与捍卫的价值；等级并非天经地义，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真正的文明，不在于谁能登上最高处，而在于如何防止任何人被踩在脚下。当我们不再崇拜“人上人”，不再恐惧“人下人”，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尊重差异、保障权利、鼓励成长的社会时，我们才真正接近了“天不造人上之人”的初衷——那便是，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其大。
这并非乌托邦的幻想，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从废奴运动到妇女解放，从民权斗争到教育平权，人类正是在不断打破“人自造其下之人”的循环中，一步步走向更公正、更自由的社会。未来之路依然漫长，但只要我们始终铭记：权力应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权力；成功应多元定义，而非单一标准；尊严应普遍赋予，而非选择性授予——那么，那句“天不造人上之人”的下一句，便不再是无奈的自嘲，而是觉醒的宣言：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不再制造“人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