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臣大臣上早朝的下一句，原出自明代文人对朝堂礼仪与士人风骨的描摹，其完整句为：“清臣大臣上早朝，朱衣引见紫宸遥。”这句诗不仅描绘了朝臣清晨入宫、肃立于丹墀之上的庄严场景，更通过“朱衣”与“紫宸”两个意象，勾勒出明代官僚体系中等级森严、礼制完备的政治图景。朱衣者，朝官之服也，象征身份与责任；紫宸者，天子所居之殿也，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二者之间，是士人一生追求的仕途巅峰，也是无数清臣以忠直、勤勉、节操为盾，步步前行的精神征途。这句诗，表面写景，实则写人，写的是那些在晨钟暮鼓中坚守道义、心系社稷的国之栋梁。
明代自洪武立国，便确立了以文治国的基调，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凡中进士者，授官入朝，皆需经历“上早朝”这一日常仪式。每日五更天未明，京城百官便已穿戴整齐，自各坊巷出发，汇聚于午门外，待鼓声三响，鱼贯而入，经金水桥，过奉天门，至皇极殿前按品级列班。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心志的磨砺。清臣，即清廉正直之臣，他们不同于权臣、佞臣，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唯以国事为重，以民生为念。他们上早朝，并非只为应景，而是带着奏章、带着民情、带着对天下安危的思虑而来。他们深知，每一次朝会，都是向天子进言、为百姓请命的机会。他们往往在入朝前彻夜未眠，反复推敲奏疏，斟酌言辞，唯恐一言不慎，误国误民。
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中，清臣的早朝之路尤为艰难。嘉靖年间，严嵩专权，朝中趋附者众，而如杨继盛、沈炼等直臣，虽官位不高，却屡次上疏弹劾奸佞，其奏章往往在早朝时呈递，言辞激烈，直指时弊。他们深知此举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却仍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杨继盛在《请诛贼臣疏》中写道：“臣官可弃，身可诛，而此心不可改。”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在早朝的队列中显得格外挺拔。他们身着朱衣，步履沉稳，目光坚定，仿佛不是去面见天子，而是去赴一场道义的审判。紫宸殿虽远，但他们的心更近于天下苍生。每一次叩首，每一次奏对，都是对良知的叩问，对职责的践行。
清臣之“清”，不仅在于不贪财、不徇私，更在于其精神上的澄澈与坚定。他们上早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他们深知，权力若无道义为根基，终将沦为私欲的工具。他们在朝堂上敢于直言，敢于抗命，甚至敢于以死谏君。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改革，虽有成效，但其专权亦引发争议。清臣如余懋学、傅应祯等人，虽位卑言轻，仍上疏劝谏，强调“政归六部，权还天子”，其言虽未被采纳，却为后世留下了士人风骨的典范。他们上早朝，不是为了迎合权臣，而是为了守护制度、维护纲常。他们的朱衣，不是权力的装饰，而是道义的象征；他们走向紫宸殿的脚步，不是趋利的奔忙，而是向心的回归。
回望历史，清臣上早朝的身影，早已超越了一时的政治场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士人对理想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对道义的执着。在今日，虽无早朝之制，但公职人员仍需面对职责、面对公众、面对良知。清臣的精神，仍可为镜鉴：无论身处何位，都应如朱衣在身，心怀敬畏；无论面对何境，都应如紫宸在望，志存高远。真正的清臣，不在于是否位列朝班，而在于是否始终以民为本，以公为先。
清臣大臣上早朝，朱衣引见紫宸遥。这句诗，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朝仪，更镌刻了一种永恒的精神——那便是，在权力的殿堂中，始终有人，以清廉为衣，以忠直为履，以天下为己任，步履坚定地走向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