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上不忍杀刺客的下一句，是“然其罪不可赦，故逐之千里，永不得归”。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实则蕴含了古代君主在仁德与法度之间的艰难权衡。历史中，君王面对刺客，往往陷入两难：若杀之，则显其暴；若赦之，则损其威。而“不忍杀”三字，道出了人性深处对生命的敬畏，也揭示了权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摇摆。刺客本为死敌，然其行刺之因、其人之志、其身后所代表的力量，皆非一“杀”字可了结。于是，王上在悲悯与决断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之路——不杀，亦不容。
刺客者，或为私仇，或为公义，或为家国大义。春秋时期，专诸刺王僚，乃受公子光之托，以复国之志行非常之事；战国之际，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为燕国存亡而搏命一击。这些刺客，虽以暴力犯上，然其动机常带有某种悲壮色彩，甚至被后世史家称为“义士”。王上若仅以“逆贼”视之，未免流于肤浅。真正的明君，懂得在愤怒之外，审视刺客背后的诉求。若刺客出于私怨，或因受冤而铤而走险，王上或可悯其情；若刺客代表一方民意，或其所刺之事确有可议之处，则杀之恐激民变。“不忍杀”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政治智慧，是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知。
然“不忍杀”并不等于“可赦”。王权之尊严，国之律法，不容轻辱。刺客以刀兵犯禁，若不加惩处，则天下人皆可效之，秩序将崩。故王上虽悯其情，却不得不行其法。逐之千里，永不得归，既保全了刺客性命，又维护了国法威严。这一处置，实为“仁”与“法”的调和。放逐之刑，古已有之，非死非囚，却比死更苦——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终身不得见故土，不得归宗庙。此刑之重，在于精神之折磨，胜于肉体之消亡。刺客虽生，却如行尸走肉，其存在本身即是对其行为的持续惩罚。王上以此方式，既成全了自己的仁心，又警示了天下：犯上者，虽不死，亦不容于世。
更深一层看，“不忍杀”亦是一种政治表演。王上需向臣民展示其宽仁之德，以收人心。若动辄诛杀，则臣下畏其威而不知其德，终将离心离德。而“逐之千里”的处置，既显仁，又立威，使百姓知王上非暴虐之君，亦非软弱之主。此举在史册中留下“仁而不失法”的美名，为后世所称道。汉文帝赦季布、唐太宗赦魏徵，皆此类也。王上深知，真正的统治，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转化敌意。放逐刺客，使其远离权力中心，既消弭了潜在威胁，又避免了冤冤相报的循环。
从刺客的角度而言，被放逐亦非全然不幸。若死于刑场，其志或湮没无闻；若被放逐，其故事却可流传民间，成为后世传颂的悲歌。荆轲虽死，然其“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千古不绝；豫让为智伯复仇，三刺赵襄子而不成，终自刎以明志，其“士为知己者死”之节，为后世士人所敬仰。若王上杀之，则其志难显；若逐之，则其行可传。王上之“不忍杀”，无意中成全了刺客的声名，亦成全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历史如镜，照见人性之复杂。王上不忍杀刺客，非因怯懦，而是因清醒。他明白，杀一人易，安天下难；立威易，得民心难。真正的王者，不在于能杀多少人，而在于能容多少人。逐刺客于千里之外，看似退让，实为进取。此举既保全了国家秩序，又彰显了君主胸襟，更在无形中塑造了政治伦理的典范。
今日观之，此语仍有深意。在法治社会中，我们亦常面对“情”与“法”的冲突：罪犯是否应被宽恕？正义是否必须以暴力实现？王上之选择提醒我们，惩罚不必以毁灭为终点，宽恕亦不必以纵容为代价。真正的公正，是在尊重生命的同时，坚守规则的底线。王上不忍杀刺客，却逐之千里，正是这种平衡的体现——既不失仁，亦不失法。这或许，正是古代政治智慧留给今人最宝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