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耕原上田，子锄山下荒。
这句出自唐代诗人聂夷中的《田家》诗，原句为“父耕原上田，子锄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农耕社会的典型图景：父亲在平原上辛勤耕作，儿子则在山脚下开垦荒地，六月的庄稼尚未成熟，官府的粮仓却已早早修缮完毕，准备收纳赋税。这不仅是自然节律与农人劳作的写照，更是一幅深具社会批判意味的画卷。它揭示了古代中国农民在重税压迫下，即便倾尽全力，也难以摆脱贫困命运的现实。这句诗，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盛世表象下底层百姓的艰辛与无奈。
农耕，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生产方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耕作则是他们与天地对话的方式。在原上田里，父亲弯着腰，手持犁铧，一步一深地翻动着泥土，汗水滴入大地，与种子一同埋进土壤。他的动作缓慢而坚定，仿佛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仪式。每一道犁痕，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每一粒种子，都是对生存的托付。而在山脚下的荒地里，儿子正挥动着锄头，清除杂草，翻松板结的土壤。山地贫瘠，水源稀少，开垦难度远胜于平原，但为了多收一斗粮，他们不得不向自然索取更多。父子二人，一在平野，一在荒坡，虽相隔不远，却共同承担着生活的重压。他们不奢望富贵，只愿风调雨顺，官府轻徭薄赋，让一家人能吃饱穿暖。现实却往往背道而驰。
六月，正值盛夏，禾苗刚刚抽穗，尚未结出饱满的谷粒。田野间绿浪翻涌，生机盎然，这本应是农人心中最富希望的时光。官府的官吏已早早开始行动。他们丈量田亩，核对户籍，修缮粮仓，准备秋收时的征粮。仓廪坚固，铁锁森严，仿佛一张张张开的巨口，等待着吞噬农人一年的心血。这种“未熟先仓”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是国家财政的支柱，而农民则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赋税制度往往不以收成好坏为转移，无论旱涝，无论丰歉，税额固定，甚至层层加码。于是，即便禾未秀，仓已修——官府的仓廪，修的不仅是砖石木料，更是对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这种制度性压迫，使得农民即便勤耕不辍，也难以积累财富，更遑论改善生活。他们的一生，仿佛被钉在了“耕—收—缴—再耕”的循环之中，永无出头之日。
这种循环，不仅存在于唐代，也曾在多个历史时期反复上演。从秦汉的“三十税一”到明清的“一条鞭法”，赋税形式虽有变化，但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始终未解。即便在所谓的“治世”“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艰难。史书常以“仓廪实，府库充”为盛世标志，却鲜少提及这些“实”与“充”背后，是多少农人饿着肚子交完税粮后的面黄肌瘦。聂夷中的诗，正是以冷静的笔触，撕开了这种“盛世”的温情面纱。他写的不只是田家父子的劳作，更是整个农耕文明中，被制度性剥削所困的亿万农人的缩影。他们的汗水，浇灌了帝国的根基，却未能滋养自己的家庭。
今天，我们已远离了那个“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的时代。农业税被取消，种粮有补贴，科技提升了产量，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这句诗所承载的深层意义，依然值得深思。它提醒我们，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应以牺牲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真正的进步，不在于仓廪有多满，而在于耕田的人能否吃饱；不在于GDP的数字有多高，而在于每一个劳动者是否享有尊严与希望。父耕原上田，子锄山下荒——这不仅是一幅农耕图景，更是一面映照社会公平的镜子。
当我们回望这句诗，不应只停留在对古人的同情，更应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社会。土地与劳动，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唯有尊重劳动者，保障其基本权益，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换来应有的收获，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繁荣与和谐。父耕原上田，子锄山下荒，愿未来的田野上，不再有未熟先仓的仓皇，只有丰收的喜悦与生活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