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是以圣人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此语出自《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乃老子阐述“无为而治”“以退为进”政治智慧之精要。其意深远，非仅言统治者之姿态，更揭示了一种超越常理、合乎大道的领导哲学。在权力与地位常被视为威严象征的世俗观念中，老子却以“下之”“后之”为前提，提出“欲上”与“欲先”的必要条件，实乃对人性、社会秩序与权力本质的深刻洞察。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古代君主治理国家，亦对现代组织管理、人际交往乃至个人修养具有普遍启示。
老子所言“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其核心在于“下之”二字。所谓“下”，并非地位之低微，而是一种姿态上的谦卑、言语上的退让与心理上的包容。圣人欲居上位，却不以威压、命令或强势姿态凌驾于民，反而在言辞中表现出倾听、尊重与自省。这种“言下之”并非虚伪的客套，而是源于对“道”的体认：道生万物而不主宰，长养众生而不居功，故能恒久。圣人效法于道，故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权力为工具，而以服务为本质。在言语上谦下，实则是放下自我执念，消解对立情绪，使民众在无形中感受到被理解与被尊重，从而自愿归附。历史上凡能成大事者，多具此德。如汉文帝轻徭薄赋，言语温和，不尚刑名，百姓感其仁而自安；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警，虚心纳谏，终成贞观之治。反观暴秦以法家严刑峻法压服天下，虽一时强盛，终因失民心而速亡。可见，欲上民者，若不以言语谦下，则民虽畏之，心实远之；唯有以言下之，方能赢得民心，实现真正的“上”。
进一步而言，“是以圣人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则从行为层面深化了这一理念。欲为民众之先，引领方向、承担责任，却不可争先恐后、争名夺利，而应“以身后之”，即在利益、荣誉、资源面前主动退让，将民众置于自己之前。这种“后”，是行动上的克制，是利益上的牺牲，是责任上的担当。老子深知，人心趋利，若领导者率先争利，则上行下效，社会必陷于纷争。唯有圣人“处众人之所恶”，甘居下流，不争高位，不贪厚禄，方能凝聚人心，形成向心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正是“以身后之”的典范。他不以个人享乐为念，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故能感召士人，垂范后世。在现代企业中，真正卓越的领导者亦非以权谋驭人，而是以身作则，在困难时挺身而出，在利益时退居幕后。他们不以“我”为中心，而以“我们”为归属，从而激发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这种“后之”的智慧，实则是更高层次的“先”——不是位置上的领先，而是精神上的引领。
老子此言，表面看似矛盾，实则蕴含深刻的辩证法。欲上而先下，欲先而反后，正是“反者道之动”的体现。道的作用方式，往往与常理相反：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莫能与之争。圣人之“欲上”“欲先”，并非出于私欲，而是出于对天下福祉的担当。正因如此，他必须放下自我，以谦下与退让为手段，方能实现真正的引领。这种领导方式，不依赖强制，不依赖宣传，而依赖德行与感召。它不以控制为目的，而以成全为归宿。在当代社会，信息透明、个体觉醒，传统威权式领导已难奏效。唯有以谦卑之心倾听，以退让之姿服务，以共情之力连接，才能建立持久信任，实现有效治理。无论是国家治理、企业管理，还是家庭关系、朋友交往，这一原则皆具普适价值。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是以圣人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不仅是一句古老的哲理，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它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地位之高，而在于姿态之低；不在于争先，而在于退让；不在于控制，而在于成全。唯有放下自我，方能成就大我；唯有谦下身后，方能真正居上为先。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这一思想犹如明灯，指引我们走向更为和谐、持久与深刻的领导之道。它不张扬，却有力；不激烈，却深远。圣人之所以为圣，正在于其能逆世俗而行，顺大道而为。今人若能体悟此理，践行此道，则无论身处何位，皆可成其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