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致君的下一句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蕴含深意的问题。它源自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对士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在《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中，士人常被赋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链条。而“上致君”三字，正是这一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士人通过自身的德行与才能，上达于君主，以辅佐明君、实现治世。那么，它的下一句，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语言接续的问题，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回溯与反思。
要理解“上致君”的下一句，必须回到其语境与思想脉络中。这句话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出自宋代名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虽然“上致君”并非原文直述，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上致君”的精神内核。士人无论身处朝堂还是乡野，心中始终牵挂着君主与国家，这种“忧君”并非阿谀奉承，而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上致君”的下一句，在精神上应是“下泽民”。这一句虽非原文，却是儒家士人理想中不可分割的下半部分——上则致君于尧舜之治，下则泽被百姓于仁政之惠。
“上致君，下泽民”这一对仗结构，在后世被广泛引用与阐释。它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路径：士人通过自我修养（内圣），进而影响君主、教化百姓（外王）。上致君，是士人对最高权力者的责任，即通过劝谏、献策、辅政，使君主行正道、施仁政。这不仅要求士人有学识，更要有胆识与气节。历史上如魏徵直谏唐太宗，海瑞冒死上疏嘉靖帝，皆是“上致君”的典范。他们不因权势而退缩，不因荣辱而动摇，以道事君，以义抗权。而“下泽民”，则是士人对社会底层的担当。他们通过兴学、赈灾、理政、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范仲淹创办义庄，救济族人；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皆是“下泽民”的具体实践。这种上下贯通的责任感，使士人超越个人得失，成为连接君与民、天与地的精神桥梁。
进一步看，“上致君，下泽民”并非单向的效忠或施恩，而是一种双向的伦理建构。对君而言，士人以道相规，促使君主自省与进步；对民而言，士人以德相导，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这种关系建立在“道”而非“势”的基础上。当君主偏离正道，士人应敢于谏诤；当百姓困于疾苦，士人应挺身而出。这种精神在宋代尤为突出。宋代重文轻武，士人地位空前提高，他们不仅参与国家治理，更以道统自任，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苏轼虽屡遭贬谪，仍心系百姓，在杭州疏浚西湖，在惠州推广农具；王安石变法虽争议不断，但其初衷正是“上致君以富国强兵，下泽民以均平赋役”。这种上下兼顾的胸怀，正是“上致君，下泽民”的现实映照。
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并非总能实现。当君权专制、党争激烈、社会动荡时，士人往往陷入两难：上谏则遭贬，不言则失职；泽民则触犯权贵，退隐则辜负初心。明代东林党人高攀龙曾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正是“上致君，下泽民”的精神延续。他们在朝则力争国是，在野则讲学传道，试图以道统制约政统。尽管最终多遭迫害，但其精神却如星火不灭，激励后人。清代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将“上致君，下泽民”的责任从士人扩展到全体国民，使这一理念更具普遍意义。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致君的下一句是什么”？从语言结构看，它应是“下泽民”；从思想内涵看，它是“忧其民”“乐其民”“为天下立命”；从历史实践看，它是无数士人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这一句不仅补全了句子，更补全了士人的精神图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只仰望权力，也不应只俯视苍生，而应站在天地之间，以道为绳，以民为本，以君为镜，上下求索，内外兼修。
今天，我们虽不再有“致君尧舜”的政治语境，但“上致君，下泽民”的精神并未过时。在公共领域，它体现为对制度的理性建言；在社会层面，它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在个人修养上，它要求我们超越私利，承担公共责任。无论是学者、教师、医生、公务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可以从这一传统中汲取力量——向上，以专业与良知影响决策；向下，以同理与行动服务大众。唯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