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仞岳上摩天的下一句是“势拔五岳掩赤城”。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全句为：“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短短两句，以雄奇壮阔的笔法勾勒出天姥山的巍峨气势，不仅展现了李白超凡的想象力，更折射出盛唐时期文人心中对自然与理想的崇高追求。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这两句以其磅礴气魄和精妙修辞，成为描绘山岳之壮美的典范，也引发了后世无数读者对山川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深层思考。
天姥山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境内，虽在现实中并非中国最高的山脉，但在李白笔下，它却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诗人以“五千仞岳上摩天”起势，用“五千仞”这一夸张的数字，将山体拔高至与天相接的境地，而“上摩天”三字更以动态的笔触，描绘出山体直冲云霄、仿佛要触摸苍穹的雄姿。这种写法并非写实，而是借山势抒发内心的豪情。李白一生游历名山大川，却始终在寻找一种超越凡俗的境界。天姥山在他眼中，不仅是自然之景，更是通向理想世界的门户。正因如此，他并不拘泥于山体的实际高度，而是以“势拔五岳掩赤城”来凸显其压倒性的气势。五岳乃中华名山之尊，赤城山亦是道教名山之一，而李白却用“拔”与“掩”两个动词，将天姥山置于五岳之上、赤城之前，形成一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双重压迫感。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正是李白诗歌最引人入胜之处——他不写山有多高，而写山的气势足以令天地失色，令群峰俯首。
进一步看，这句诗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与哲学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不仅是地理实体，更是道德、智慧与永恒的象征。孔子有言：“仁者乐山”，山以其沉稳、坚定、不动的特质，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隐喻。而道家则更强调山与自然的合一，认为山是天地灵气汇聚之所，是修道者参悟宇宙真理的场所。李白虽以豪放不羁著称，但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他对天姥山的描绘，实则寄托了对“道”的追寻。在“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壮语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的雄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诗人试图通过攀登高山，突破现实的桎梏，进入一个自由无羁、与天地共呼吸的境界。这种追求，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全诗中贯穿始终：从“我欲因之梦吴越”到“霓为衣兮风为马”，从“虎鼓瑟兮鸾回车”到“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以梦为舟，以山为梯，构建出一个瑰丽奇幻的神游世界。而“势拔五岳掩赤城”正是这一旅程的起点，是现实与梦境、凡俗与仙境的分界点。
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分析，这句诗的语言极具张力与节奏感。“势拔”二字如刀劈斧削，刚劲有力，传达出不可阻挡的上升之势；“五岳”为实指，代表传统权威；“掩赤城”则进一步以对比强化天姥山的至高地位。动词“拔”与“掩”一前一后，形成递进关系，使诗句如波浪般层层推进，气势愈发磅礴。而“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的后续，则通过天台山这一真实存在的名山在对比下的“倾倒”，反向衬托出天姥山的不可撼动。这种以他山之弱显此山之强的写法，体现了李白高超的对比艺术。诗句中数字的运用也极具匠心。“五千仞”“四万八千丈”皆非实数，而是以夸张的数字制造出视觉上的震撼，使读者在心理上感受到山体的无限延伸与崇高。这种“以数造势”的手法，在唐诗中并不罕见，但李白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使数字本身也成为诗意的一部分。
回望历史，这句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仅因其语言之美，更因其承载的精神力量。在当代社会，人们面对快节奏的生活、高压的竞争与信息的洪流，往往感到迷失与疲惫。而李白笔下的天姥山，仿佛一座精神的灯塔，提醒我们：人不应被现实所困，而应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那座“上摩天”的“五千仞岳”，不仅是地理上的高峰，更是心灵上的高峰。当我们读到“势拔五岳掩赤城”时，感受到的不只是山的雄伟，更是一种不屈不挠、超越自我的生命意志。这种意志，正是中华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体现。
今天，我们或许无法真正登上五千仞的高山，但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天姥山”。它可以是事业的高峰，可以是理想的远方，也可以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拔”与“掩”的勇气——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超越平庸，敢于在众人俯首时挺立如山。李白用一句诗，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种精神图景：真正的伟大，不在于你站在多高的位置，而在于你是否拥有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的气势。
“五千仞岳上摩天”的下一句“势拔五岳掩赤城”，不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