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信于民的上一句是“言必信，行必果”，下一句是“民无信不立”。这两句出自《论语·子路》，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关于执政合法性与道德责任的核心论述。它们不仅揭示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更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历史长河中，这句话被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复引用，用以警示当权者必须以诚信立身、以信义治国。而今天，在信息高度透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这句话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言必信，行必果”强调的是执政者的言行一致与行动坚决。所谓“言必信”，即一旦作出承诺，就必须信守不渝，不可朝令夕改，更不能出尔反尔。这不仅是对个人品格的考验，更是对制度公信力的维护。在公共治理中，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是民众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依据。在制定民生政策时，若政府承诺提高养老金，却中途因财政压力而削减发放，或在环保政策上反复调整标准，导致企业无所适从，这些行为都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相反，若政府能够做到“一诺千金”，即便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民众也会因信任而给予理解与支持。这种信任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通过一次次兑现承诺、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建立起来的。
“行必果”则进一步要求执政者不仅要说得清楚，更要做得坚决。承诺之后，必须有切实的行动和结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上，许多政权之所以迅速衰败，往往不是因为缺乏宏大的理想，而是因为缺乏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与决心。某些地方政府在扶贫攻坚中提出“全面脱贫”的目标，但若后续缺乏产业扶持、教育支持和医疗保障等具体措施，目标便成了空中楼阁。民众看到的是口号与现实的落差，久而久之，便会对政府产生怀疑。而真正“行必果”的治理，是能够把政策落地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比如，某地通过建立就业培训平台，帮助失业人员掌握新技能，实现再就业；或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让偏远地区群众用上稳定电、喝上干净水。这些具体成果，才是取信于民最坚实的基石。
“民无信不立”则是从民众的角度，揭示信任的不可或缺性。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民众的认可与拥护。若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或严密的监控体系，也难以长久维持稳定。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它降低治理成本，提升社会协作效率。当民众相信政府会公正执法、会保护弱者、会回应诉求时，他们更愿意遵守法律、参与公共事务、支持改革。反之，若政府失信于民，民众便可能采取冷漠、对抗甚至极端行为，社会矛盾将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近年来，一些国家因政府腐败、政策失信而爆发大规模抗议，正是“民无信不立”的现实印证。
在现代治理中，取信于民不仅依赖于道德自律，更需要制度保障。信息公开、决策透明、问责机制、公众参与等制度设计，都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政策听证制度，让民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达意见；通过定期发布政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通过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这些制度安排，让“言必信，行必果”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可执行、可评估、可追责的治理规范。
取信于民，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信任的长期建设。它要求执政者始终以民为本，以诚信为基，以实效为尺。无论是古代君主的“民为邦本”，还是现代政府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其核心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赢得人民的心。唯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在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更应铭记：言出必行，行之必果；民信则国固，失信则国危。这不仅是一句古训，更是治国理政的永恒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