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不上早朝的下一句，是“国事尽付东流水”。这并非一句简单的顺口之语，而是千百年来对权力懈怠、政务荒废的深刻警醒。早朝，作为古代国家政治运作的核心仪式，不仅是君主听取臣工奏报、决断国事的日常机制，更象征着皇权的正当性与责任担当。当君王不再临朝，不再直面群臣、处理政务，其背后所隐含的，不仅是个人意志的消沉，更可能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史长河中，多少曾经辉煌的帝国，正是在君王一次次缺席早朝的沉默中，悄然滑向崩塌的边缘。
早朝制度的设立，源于对“勤政”这一政治伦理的极致推崇。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将“日理万机”视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唐代有“五更三点，天子视朝”的记载，宋代更发展出“常朝”“朔望朝”等分级制度，确保政务不因君主私事而中断。早朝不仅是决策机制，更是一种政治表演——君主端坐龙椅，群臣依序奏事，礼乐齐鸣，威仪赫赫。这种仪式感的背后，是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一旦君王缺席，不仅政务积压，更会动摇群臣对皇权的信心。臣子会开始揣测：君王是否倦政？是否宠信佞臣？是否沉溺享乐？这些疑问一旦蔓延，便会形成政治猜忌的温床。明代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虽未完全荒废政务，却导致内阁与六部之间权责模糊，党争四起，东林党与阉党互相倾轧，国家机器逐渐失灵。可见，早朝的缺席，不只是时间上的空白，更是权力结构的裂痕。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君王脱离政务后所引发的权力真空。当君主不再亲自处理奏章、不再听取朝议，权力便不可避免地向宦官、外戚、权臣转移。唐代李林甫、杨国忠专权，正是趁着玄宗晚年怠政、沉迷声色之机，逐步掌控朝政。明代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代皇帝批红，形成“九千岁”的畸形权力格局，根源也在于天启皇帝长期不理政事，醉心木工。这些权臣或宦官，往往缺乏治国远见，只知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最终导致政令混乱、民生凋敝。更严重的是，当君主长期不上朝，其对地方的控制力也会削弱。地方官员不再以“上达天听”为荣，转而依附于中央权贵，形成层层盘剥的利益网络。久而久之，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地方豪强坐大，边疆动荡频发。清代乾隆后期，和珅专权，贪腐成风，正是君主年迈倦政、早朝渐稀的后果。
君王不上早朝，未必全然出于昏庸。有时，是身体衰微，如汉成帝晚年多病；有时，是心理倦怠，如嘉靖帝痴迷修道，自谓“清静无为”；有时，则是制度异化的结果——当早朝沦为形式，奏事皆由内阁预先拟定，君主只需点头画诺，早朝便失去了实质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上朝，反而是一种对无效仪式的消极反抗。但即便如此，君主仍需以其他方式维系与官僚体系的联系，如召见重臣、批阅密折、巡视地方等。若连这些替代机制也一并荒废，则国家治理必然陷入停滞。清代雍正帝虽勤政，但通过建立军机处、密折制度，实现了“不在朝堂，亦掌天下”的高效治理，正是对早朝制度局限性的突破。
“君王不上早朝”所警示的，并非形式本身，而是权力与责任的脱节。早朝是一种象征，其核心价值在于君主对国事的持续关注与主动担当。当这种担当缺失，无论以何种理由辩解，都难以避免政治生态的恶化。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在于君主是否日日临朝，而在于其是否始终以民为本、以政为要。勤政未必能保江山永固，但怠政几乎必然导致衰败。从汉唐的由盛而衰，到明清的积重难返，无不印证这一铁律。
“君王不上早朝”的下一句，不应只是“国事尽付东流水”的叹息，更应成为对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刻反思。在现代社会，虽无早朝之制，但公共治理仍需保持透明、高效与责任。领导者的缺席，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会引发信任危机与治理失效。唯有将权力置于制度与监督之下，确保决策的连续性、公开性与回应性，才能真正避免“东流水”的命运。历史的教训，不应仅停留在对昏君的批判，而应转化为对制度韧性的追求。当每一个决策者都能意识到：权力不是私器，而是责任，那么，无论是否有早朝，国事都不会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