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武符刘”四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篇，原文为：“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其中“祖武符刘”并非原文词句，而是后人据《诗经》及汉代文献整理、推演而出的一个典故性短语，常被引用于追述周室宗法传承、德业相继的语境中。其真正出处，实为汉代《毛诗序》及郑玄笺注中对“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一句的引申解读，尤以“祖武”指祖先之遗业，“符刘”则暗喻天命符瑞、刘氏（汉室）承周德而兴的谶纬之说。“祖武符刘”本身并非《诗经》原句，而是后世经学家结合周代宗法、汉代天命观所建构的一个文化符号。
要理解“祖武符刘”的上一句与下一句，必须回到其思想源头与文本语境。在《诗经·大雅·文王》中，与之精神最为契合、逻辑最为连贯的前句，正是“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此句意为：作为君王的忠直之臣，怎能不思念你们的祖先？这里的“无念尔祖”并非否定，而是以反问强调“应当念祖”，从而引出后文“聿修厥德”——继承祖先的美德，勤勉修德。正是在这一逻辑链条中，“祖武”得以成立：祖先的功业（武）是后人修德的起点与依据。而“符刘”则需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理解。东汉郑玄在笺注《诗经》时，将“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与“侯于周服”联系起来，认为天命转移，周代商而立，是“天命靡常”的体现。而到了西汉末年及东汉，谶纬之学盛行，学者将“文王受命”“周德衰而汉兴”纳入同一德运循环体系，认为汉高祖刘邦虽起于布衣，实为“赤帝子”，斩白蛇起义，得“赤符”之瑞，乃天命所归。于是，“符”指天命符瑞，“刘”指刘姓王朝，“符刘”即“天命符瑞归于刘氏”，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汉代演绎。“祖武符刘”虽非原文，却可视为对“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与“天命靡常，侯服于周”之间历史哲学的凝练表达：祖先之业（祖武）是德行的根基，而天命之符（符刘）则是德行积累的结果。
进一步追溯，“祖武符刘”的下一句，在精神上应承接“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句出自《文王》篇末，意为：永远要合乎天命，自己努力去求取福禄。它强调的是人不能被动等待天命，而应主动修德以配天。这与“祖武符刘”形成完整闭环：祖先的功业（祖武）是前人修德的结果，后人继承此业，更需“聿修厥德”，方能获得天命之符（符刘），而天命之符并非一劳永逸，必须“永言配命”，持续自省、自励、自求，才能“自求多福”。换言之，“祖武”是起点，“符刘”是阶段性结果，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则是贯穿始终的实践路径。若将“祖武符刘”置于这一思想脉络中，其上一句为“无念尔祖”，下一句为“永言配命”，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儒家政治伦理结构：追思祖先，继承德业，顺应天命，而天命之维系，终归在于人事之修持。
这一结构不仅适用于周代宗法社会，也被后世王朝广泛援引。汉代以降，每逢新君即位、修史立典、册封功臣，常引“祖武”以彰先德，用“符刘”以证正统，而“配命自求”则成为劝诫君臣勤政修德的核心话语。唐代魏征谏太宗“以古为镜”，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皆以殷周兴亡为鉴，强调“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正是对“祖武符刘”背后历史观的延续。即便在今日，这一思想仍有现实意义：个人之成长，需追溯家族精神之“祖武”；国家之发展，需回应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