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上的灯笼下一句，是风。
那盏红灯笼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悬于旗杆顶端，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它不是节庆时临时挂起的装饰，而是常年高悬，无论晴雨，无论寒暑。村里人早已习以为常，仿佛它本就该在那里，像土地、像屋檐、像祖坟前的石碑一样，是村庄的一部分。可每当有人问起它的来历，老辈人总是沉默，或只轻轻说一句：“那是等一个人。”
旗杆原是村小学的升旗杆，上世纪六十年代立起，后来学校迁走，旗杆却留了下来。没人提议拆，也没人敢拆。它孤零零地立着，像一根刺向天空的指头，提醒着某种被遗忘的仪式。直到二十年前，老支书病重，临终前执意让人把一盏红灯笼挂上去。灯笼是手工糊的，红绸为面，金线勾边，灯罩内点着一盏小油灯，夜里亮起时，像一颗微缩的太阳。他说：“等他回来，看见光，就知道家在。”没人知道“他”是谁，但灯笼从此没再熄灭。
起初，村民轮流照看。油灯要添油，灯罩要防风，雨天要遮布，雪天要除冰。后来，村东头的李阿婆接下了这活。她是个寡言的老人，丈夫早年参军，一去未归。她守着三间老屋，种半亩菜地，每日清晨第一件事，便是爬上梯子，检查灯笼。她从不许别人代劳，哪怕病得下不了床，也要让孙子扶着，亲自看一眼那点红光。她常说：“灯亮着，路就通着。”村里人渐渐明白，那盏灯，不只是为“他”而点，也是为她，为所有在等待中活着的人。
风是常客。冬日的风像刀子，刮得灯笼左右摇晃，油灯忽明忽暗，仿佛随时会灭。李阿婆便在灯罩内加了一层薄纱，又在杆顶装了简易的挡风板。夏日的风则温柔许多，轻轻拂过灯笼，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谁在低语。孩子们放学后常聚在旗杆下，仰头看灯笼随风摆动，有人问：“奶奶，灯为什么不怕风？”李阿婆便笑：“风是送信的，它知道灯在等谁。”风穿过灯笼的红绸，穿过老槐树的叶子，穿过村道上晾晒的玉米，穿过每一扇半开的窗，把等待的消息，悄悄传遍每一个角落。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连续三天断电。村里的发电机坏了，电话不通，连手机信号也断了。人们围在村委会的火炉边，议论着要不要去镇上求援。李阿婆突然起身，说：“我去看看灯。”她裹着旧棉袄，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旗杆。雪地里，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线，连接着人间与远方。她爬上梯子，发现油灯早已熄灭。她颤抖着掏出火柴，一根，又一根，终于点燃了灯芯。火光重新跃起，映红了她的脸，也映红了雪地。那一夜，全村人都望见了那点红光，像黑暗中的眼睛，像绝望中的希望。第二天清晨，救援队沿着那盏灯的方向，找到了村子。
后来，李阿婆走了。临终前，她拉着孙子的手，只说了一句：“灯不能灭。”孙子继承了这份责任。他买了太阳能灯，装了自动防风系统，还建了一个小木亭，保护旗杆不受风雨侵蚀。但每到深夜，他仍会关掉电灯，换上油灯，让那一点摇曳的火光，重新亮起。他说：“机器能防风，但挡不住风里的声音。只有油灯，能听见风在说什么。”
如今，那盏灯笼依旧高悬。它不再只是等待的象征，更成了村庄的呼吸。风来了，灯笼轻晃，像在点头；风走了，灯笼静立，像在沉思。它不说话，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楚：有些等待，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不让记忆熄灭。旗杆上的灯笼下一句，是风，而风之后，是光，是守候，是那些在岁月中不肯被抹去的温柔。
人总会走散，但灯可以长明。只要光还在，家就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