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的上一句是“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下一句是“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这三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以此四端之心作为人性本善的根基，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若人缺失其中之一，便近乎丧失了人的本质。这四心不仅是道德情感的起点，更是儒家伦理体系的基石。在当代社会，重新审视“恻隐之心”及其前后语境，不仅有助于理解传统道德哲学，更能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深刻的启示。
恻隐之心，即对他人苦难的自然同情与怜悯。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人在目睹他人处于危难之际，会不假思索地产生救助的冲动，这种反应并非出于功利考量，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道德直觉。这种直觉，正是恻隐之心的体现。而“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则强调人对自身或他人不当行为的羞耻与厌恶。羞恶之心使人能够自我反省，对错误行为产生内疚，对他人恶行产生义愤。若一个人对偷盗、欺诈、欺凌等行为毫无羞耻之感，甚至引以为荣，那么他就在道德上偏离了人的基本标准。羞恶之心是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它使人不仅关注外在行为的对错，更关注内心动机的善恶。当一个人失去羞耻感，他便可能滑向道德麻木甚至堕落。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相辅相成：前者是对恶的拒斥，后者是对善的回应。二者共同构成人面对世界时的基本道德反应模式。
而“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则进一步拓展了道德情感的维度。辞让，即谦让、礼让，是社会交往中体现尊重与关怀的行为。它不是简单的退让，而是基于对他人价值的认可与对秩序的维护。在公共场合排队时主动让位，在利益冲突中优先考虑他人，在言语交流中保持克制与尊重——这些行为背后，都蕴含着辞让之心。孟子将辞让与恻隐、羞恶并列，说明他认识到，道德不仅体现在对苦难的同情或对恶行的厌恶，也体现在日常交往中的节制与体谅。辞让之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温度与弹性，避免因竞争与占有而陷入冷漠与对抗。在现代社会，物质丰富却精神疏离的现象日益普遍，人与人之间常因利益争夺而产生隔阂。此时，辞让之心更显珍贵。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不在于谁拥有更多，而在于谁更愿意为他人留出空间。
这四心之中，恻隐之心是起点，是道德情感的源头。它如同一颗种子，孕育出羞恶、辞让、是非等更复杂的道德判断。羞恶之心使人知耻，辞让之心使人知礼，是非之心使人知义。四者共同构成“仁义礼智”的萌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关键所在。孟子强调“非人也”的断语，并非对人的贬低，而是对人性尊严的郑重宣示：人不应满足于生存，而应追求道德的完满。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因功利计算而忽略内心的道德直觉。我们可能因效率而冷漠，因竞争而冷漠，因麻木而冷漠。每一次对他人苦难的忽视，每一次对不公的沉默，每一次对谦让的放弃，都在无形中削弱我们作为“人”的根基。
重提“恻隐之心”及其前后语境，不仅是重温经典，更是一种精神的唤醒。我们不必成为圣人，但应保有对他人苦难的敏感，对自身错误的警觉，对人际关系的尊重。在看到街头流浪者时，是否仍能心生怜悯？在面对不公时，是否仍能感到愤怒？在利益面前，是否仍能想到退让？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直指人心深处。一个社会若普遍缺失恻隐、羞恶、辞让之心，即便物质再发达，也难以称得上文明。相反，若每个人都能在日常中守护这四心，哪怕只是微小的善举，也能汇聚成温暖的力量。
孟子两千多年前的追问，在今天依然回响。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我们是否还配得上“人”这一称谓？答案不在远方，而在每一次面对他人时的内心选择。唯有当恻隐之心不泯，羞恶之心常存，辞让之心常在，是非之心不昧，人才能在纷繁世界中守住内心的光明。这不仅是道德的要求，更是对人性最深的尊重与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