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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故事:清末三位皇帝为何均绝后

篇1:帝王故事:清末三位皇帝为何均绝后

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皇帝有过儿子后来夭折了,或者只是有过女儿,史官也会大加记载,不敢疏忽。

可是有关史书、传记,均未曾对这个现象作出研究,这就说明三朝皇帝无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

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

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皇族婚配满蒙联姻埋祸根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

清太祖怒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

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己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

皇太极时代,莽古尔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

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

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衮其中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

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强纳为妻。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

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

后来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

满蒙皇族的政治联姻进一步加剧了婚配的乱伦性。

清人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限制。

例如,康熙朝规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之女的,应当予以声明。

帝王故事:清末三位皇帝为何均绝后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然存在。

顺治帝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帝玄烨,她后被尊为孝康章皇后。

后来,康熙帝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她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帝,后被尊为惇怡皇贵妃。

这就是说,康熙帝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康熙帝来说,既是亲舅舅,又是岳父大人。

此类现象还有不少。

清朝皇帝生育力逐代下降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享年51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15位,仅以此15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11个儿子、14个女儿。11个儿子中长到16虚岁以上的成人共7位,4个早夭;14个女儿中13位长到16岁以上,只有1位15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20%。

第二位皇帝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终年24周岁还差1个月,共8个儿子、6个女儿,子女早夭比例为43%。

第三位皇帝康熙帝,享年68周岁,共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子女早夭的比例为51%。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到了第六位皇帝颙琰(嘉庆帝)时,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57%。

到了第八位皇帝咸丰帝时,虽然他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19人,却只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出生后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20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至于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竟然均未生育子女。

光绪自曝有遗精病

正是遗传因素与政治压力导致光绪患有遗精、痨症等多种疾病。

光绪三十三年(19),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

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

同治帝、宣统帝未育子女,恐怕也有此类原因。

篇2:帝王故事:清末三位皇帝为何均绝后

拥有众多妃嫔的皇帝没有后代是怎样的奇闻?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清朝同治、光绪、宣统三帝个个绝后。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了?清朝到底怎么了?援引《历史不忍细看》的内容,对此进行了解读。

三朝皇帝均无后

光绪帝前朝皇帝载淳(同治),19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

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

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本人38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

他于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被囚禁瀛台前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

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扆香殿。

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慈禧)”所慑的逢场作戏。

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帝,他的后妃们,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帝的继位人宣统帝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史家不可能漏记

三朝皇帝均无后,是不是史学家们疏忽漏记了?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篇3:帝王故事 皇帝朱元璋为何鼓励嫖娼

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鼓励到此嫖娼,他的对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朱元璋建妓院劝嫖的本意,是希望那些“商贾之士”的大款们到妓院去“消费”,以增加国家税收。可是让朱皇帝万没想到的是,商人精明得很,并不领他的情。反倒是见了蛋逢就叮、如同苍蝇一样的在朝文武官员趋之若鹜,每天下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去逍遥,据说一时间形成了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这当然是砸了朱皇帝的算盘,且不说捞不到半点税收,官员中有些人“公款消费”还掏了他的国库。更为严重的是,官员们每天“上班”必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勤勉的朱元璋看到这一局面,自然是气愤不过,一纸命令道:“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之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可百官还是抵不住青楼的香艳诱惑。无奈之下,朱皇帝下令撤掉国营妓院,以为万事大吉了,不想国营妓院是停办了,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从此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可见,这秦淮风月是朱元璋一手捣鼓出来的,只是他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本来要增加税收,振兴国家,不想却或多或少地因它而埋葬了明朝--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的可就是秦淮名妓陈圆圆呐。可以说,秦淮风月绝不是简单的青楼莺歌艳舞,在朱明朝中,它显然是一个文化标号,而作为这个文化标号的一个个具体的标志就是秦淮八艳,她们是数百年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另类文化精品,承载了风月与历史、耻辱与正气、妓女与文人混杂的文化,要详尽地解说这种文化不是三言两语可做到。

因此可以说,这秦淮八艳绝非一般青楼女子可同日而语,如果单是操皮肉生意,而无才艺品貌,以及过人的智慧,怎么可能入得了钱谦益、吴三桂这等人中豪杰的法眼!她们长期在文人墨客的耳濡目染之下,实际上已成为女文人,吸取了很多文化、道德的精髓。从她们对社会乃至历史的影响来看,她们是响当当的文化人,只是由道德的重压下,她们无法洗去青楼女子的身份罢了。但是身份与人格完全是两码事,把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中了偏见的毒太深的缘故。

其实跟那些挂着善伪的道德面孔的人比起来,这些青楼女子要活得真实、正气、磊落、敢爱敢恨得多。比如嫁给钱谦益的柳如是,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她就要求与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一同沉水殉国,钱畏惧而言:“水太冷,不能下。”柳愤而欲自沉,却被钱氏死死拖住。面对这样的奇女子,无论她是什么身份,都应该让人肃然起敬。记得朱文在《段丽在古城南京》的小说里就同情地写过这样一个女子,也无情地批判过那些萎缩、阴暗的伪善者。

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会不会鄙弃她们,但如果是官员文人,那真是占了便宜还卖乖的卑鄙行径。现在我们来面对秦淮八艳,难道不应该比古人有更宽广的胸怀么?何况,在男权社会里她们本就是弱女子、无辜者,无论算什么样的道德旧账,首先总不该从她们算起,无论用什么有色眼睛看她们,都无损她们的人格。

篇4:帝王故事:明朝皇帝为何热衷于“打屁股”?

鲁迅先生曾说:“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看来,古人尤其是古代皇帝对人体的生理结构,拿捏得还是非常精准的。砍头,不过是一刀下去,血溅三丈,一命呜呼。而打屁股,尤其是在朝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摁倒,脱下裤子,抡起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受刑者除了感受肉体痛苦,还要忍受精神羞辱,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头还要难受得多。

把大臣按在朝堂上公开打屁股,这种极其野蛮的所谓“廷杖”,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的汉明帝,隋唐皇帝也偶尔小试牛刀,但也只是做做样子,直到金、元等野蛮的少数民族皇帝执政时才开始流行开来。高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朱元璋,在接手华夏政权的同时,也把蒙古人偏爱的酷刑保留了下来。于是,朝堂之上公开打屁股,竟成为明朝皇帝教训大臣们的一道特色风景。

明朝的廷杖,始于朱元璋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祖亮。朱亮祖父子倚仗功勋,作威作福,“所为多不法”,罪不可恕,直接砍头不就完了。可朱元璋却下令将其一下一下的活活鞭死,之后还假惺惺地以“念其有功,将其保留全尸”自我标榜。从此,明朝皇帝拉开了廷杖大臣的序幕。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止,明朝的每位皇帝执政期间都无一例外的有过“廷杖”记录。

明代前期,皇帝对于被打屁股的大臣们,多少还存了点体面,允许他们穿着裤子,还要拿一块毡子裹起来再打。被打者伤势不太重,一般养上几个月也就痊愈了。后来到了明武宗的时候,在太监刘瑾的教唆下,就开始在打屁股的时候扒下他们的裤子,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光着屁股“通过皮肉触及灵魂”。没有了“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的隔层保护,只有板子和身体恶狠狠的亲密接触,很多被打者吃不消,在朝堂之上就断了气。

明朝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事件,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事件,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而之后廷杖的起因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大臣们弹劾奸臣当道要廷杖,上言后宫干政要廷杖,阻谏元夕观灯要廷杖,就连劝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到了崇祯皇帝,廷杖的花样更上层楼。某次,一个大臣拒不承认错误,崇祯大怒,下令索性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热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要过饭、放过牛、撞过钟,受尽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灵也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皇帝”,为了让那些权贵适时“体验”民间疾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对出身高贵的士大夫的恶意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屁股)开始。朱元璋运用廷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看到士大夫们在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皇帝式的报复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淋漓发挥。

朱元璋的子孙皇帝们继承了他的基因和衣钵,大都残忍、暴虐,没有人性,视臣属为粪土,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着头皮主动找打,这则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风的另一重要原因。主动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情,但挨打之后能够被人“顶礼膜拜”,能够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美名和热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乐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张居正不用守父丧,留在京城继续当差,那是万历皇帝的意思,谁让年幼的皇帝须臾离不开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较真,结果遭到了皇帝的白眼。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场。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却得到了空前荣光,整个京城都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坚持是纲常,是伦理,是道德,是礼教,是国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好像只有他们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礼法的坚强捍卫者。当时,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了当时再红不过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冒险以求得一杖,想通过这种捷径,这种屁股开花的特殊方式,达到“一鸣惊人”的无上境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其讨揍之发贱,其挨打之窃喜,其冒死之投机,其求名之卑鄙,其心灵之扭曲,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赵用贤竟然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不知廉耻的推向了极致。据史书记载,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富,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还是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作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每次读《明史》至此,想到他这块风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恶心一番。中国文人之丑陋,之下贱,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让人作呕,最下三烂的事情了。这,也能怪皇帝对他下狠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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