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下一句是“赞拜不名”。这八个字与前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权臣或重臣在朝仪中的特殊礼遇，是封建王朝中极为罕见的政治特权，象征着极高的地位与无上的尊荣。这十六个字——“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并非随意堆砌的礼制条文，而是历史长河中对权力巅峰人物的礼遇写照，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君臣关系的张力，以及王朝体制的微妙平衡。
“入朝不趋”指的是臣子进入朝堂时，不必像普通官员那样小步快走以示恭敬，而是可以缓步而行，保持从容之态。在古代朝仪中，“趋”是一种表示臣下对君主敬畏的礼仪动作，即低头弯腰、小步快走，以体现尊卑之别。而“不趋”则意味着被特许免除这一礼节，是对个人地位的极大肯定。同样，“剑履上殿”则允许臣子穿着鞋子、佩带宝剑进入朝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中，朝堂之上脱履、解剑是基本规矩，以防不测，也象征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允许佩剑穿鞋上殿，不仅是对安全的信任，更是对其忠诚与地位的认可。这两项特权，已足以彰显此人非同寻常的身份。
而“赞拜不名”则是更进一步的特权。在朝会时，负责引导礼仪的官员（称“赞者”）通常会在群臣行礼前高声唱名：“某官某人行礼。”而“赞拜不名”意味着赞者不再直呼其名，而是以“某官”或“某位”代替，甚至仅称“某公”或“某王”，以示尊崇。这种省略姓名的做法，源自古礼中对尊者的避讳传统，如《礼记》所言“君前臣名”，君主面前不应直呼臣名，以示敬意。当这一礼节被赋予某位臣子，意味着他在礼仪上已近乎与君主平起平坐，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超越群臣的地位。
这十六个字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为表彰开国功臣萧何，特许其“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萧何作为汉初丞相，功勋卓著，尤其在后勤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贡献巨大。刘邦此举，既是酬功，也是树立典范，以激励群臣效忠。这一特权的授予也埋下了隐患。随着后世权臣的崛起，这十六个字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信号——谁获得此礼遇，谁便极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无冕之君”。东汉末年的曹操，便是典型代表。他虽未称帝，但“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已昭示其凌驾于汉献帝之上的权势。此后，司马昭、刘裕、萧道成、杨坚等权臣在篡位前，几乎都获得过类似礼遇。这些例子表明，这十六个字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政治过渡的仪式性标志，是王朝更迭前的“合法性铺垫”。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种特权的存在，反映了封建皇权在稳定与危机之间的权衡。一方面，君主需要依靠少数重臣维持统治，尤其在战乱、改革或政权初创时期，必须给予核心人物超常规的信任与权力；另一方面，一旦这种信任被滥用，特权便可能成为颠覆皇权的工具。历代君主对是否授予此类礼遇极为谨慎。唐代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的成熟，使得个人权臣难以再形成类似汉魏时期的绝对权威。“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逐渐成为一种历史典故，而非实际施行的制度。明清两代，即便权倾朝野的严嵩、张居正，也从未获得如此礼遇，可见皇权对潜在威胁的防范已臻极致。
这十六个字并非单纯的个人荣誉，它背后是君臣关系的重新定义。在传统儒家政治伦理中，“君为臣纲”是根本原则，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当一位臣子获得“赞拜不名”的待遇时，其身份已超越“臣”的范畴，进入“君师”“国柱”的领域。这种地位的模糊性，正是古代政治中“权臣”现象的根源。它既是对个人功绩的肯定，也是对制度稳定性的挑战。历史上真正获得此礼遇的人极少，且大多集中在王朝初建或动荡时期，如汉初、魏晋南北朝、隋初等。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这十六个字也成为后世文学与史书中对权臣形象的典型刻画。在《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作品中，曹操、司马懿等人物获得此类特权时，往往伴随“鹰视狼顾”“权倾天下”等描写，暗示其篡位野心。这种叙事模式强化了“礼遇即野心”的公众认知，使得“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成为权力膨胀的隐喻。它提醒人们：当礼制开始为个人让路，秩序便可能走向崩坏。
“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不仅是一句礼仪条文，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缩影。它揭示了权力与礼制之间的张力，展现了君主在酬功与防患之间的艰难抉择，也记录了王朝兴衰中那些站在权力巅峰的个体如何被制度塑造，又如何反作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