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犯之的下一句是“民无信不立”。
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原文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孔子关于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而“自上犯之”虽未直接出现在原文中，但结合上下文语境，“自上犯之”可理解为统治者或上位者违背道义、破坏规则，其后果便是“民无信不立”——百姓失去对政权的信任，国家便无法真正稳固。“自上犯之”与“民无信不立”构成了一种因果逻辑：当权力阶层率先破坏制度与道德时，社会信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最终导致秩序崩塌。
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统治者被视为道德的表率，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政治的根本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统治者的德行与公信力。当上位者自身行为失范，如贪腐、专断、背信弃义，便是“自上犯之”的典型表现。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礼法制度，更严重侵蚀了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百姓或许能容忍一时的物质匮乏，却无法长期接受一个言而无信、行而无德的政府。正如孔子在回答子贡时所揭示的：粮食与军备固然重要，但最不可舍弃的是“民信”——即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一旦信任崩塌，即便粮仓充盈、兵强马壮，政权也会如沙上之塔，顷刻瓦解。
历史反复印证了这一道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许多国家因君主昏庸、权臣弄权而迅速衰亡。以齐国为例，齐景公晚年宠信佞臣，荒于政事，赋税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虽有晏婴等贤臣屡次劝谏，但君主自身未能以身作则，最终导致民心离散。当外敌入侵时，百姓不愿为国效力，军队士气低落，齐国虽富甲一方，却屡战屡败。反观管仲辅佐齐桓公时，“修政以干时”，不仅整顿经济、强化军备，更注重“顺民心”“与民同好恶”，通过公正执法、轻徭薄赋赢得百姓拥护，终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这说明，真正的强国之道，不在于外在的强盛，而在于内在的信用与凝聚力。当统治者以民为本，不“自上犯之”，百姓自然“信之”，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进入现代社会，“民无信不立”的命题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代政府不仅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更需建立透明的决策机制、公正的司法体系和负责任的行政行为。一旦出现权力滥用、信息隐瞒、政策反复等现象，便是“自上犯之”的现代版本。某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政绩，虚报经济数据、强拆民房、忽视环保，短期内或许能营造繁荣假象，但长期来看，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度下降，社会矛盾加剧，最终影响治理效能。相反，那些注重公信力建设、尊重民意、依法执政的地区，往往能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与治理效率。这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信”始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从个体到国家，从古代到现代，信任是一种无形的纽带，维系着社会秩序与集体行动。当上位者率先破坏规则，便如同抽去大厦的梁柱；而当民众失去信任，整个社会便陷入怀疑与分裂的泥潭。孔子之所以将“民信”置于“足食”“足兵”之上，正是因为他洞察到：物质可以重建，武力可以重组，但信任一旦丧失，重建之路将异常艰难。“自上犯之”的后果，不仅是制度的失效，更是人心的背离。
“自上犯之”的下一句“民无信不立”不仅是一句警语，更是一种深刻的治理智慧。它提醒我们，权力必须受到道德与制度的约束，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才能赢得民众的信赖。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建立在强制与恐惧之上，而应建立在信任与共识之中。唯有如此，国家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