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兴下言必有誉的下一句是“信而后劳其民”。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原文为：“上兴下言必有誉，信而后劳其民。”其意在于揭示一种理想的治理秩序：当上位者倡导某种言行，下位者必然随之响应并加以称誉；但唯有在百姓对执政者建立起充分信任之后，才能动员他们承担劳役或责任。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儒家对政治伦理的深刻洞察，也揭示了社会治理中“信”这一核心要素的关键地位。
在古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依赖于口耳相传与权威示范，民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接受，往往建立在对统治者的信任基础之上。若君主或官员言行不一，朝令夕改，百姓便会心生疑虑，即便政令出自善意，也难以推行。相反，若上位者以诚信立身，言出必行，其倡导的言行自然能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与传颂，即所谓“上兴下言必有誉”。这种上下呼应的状态，并非强制灌输的结果，而是基于道德感召与公信力自然形成的共识。仅有“誉”并不足以实现有效治理。民众可以称赞，但未必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孔子紧接着提出“信而后劳其民”——只有当百姓真正信任执政者，他们才愿意响应号召，承担赋税、徭役、兵役等社会责任。信任，是连接赞誉与行动之间的桥梁。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民力为兵源与赋税之本，能否有效动员民众，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许多君主虽能“兴言”，却无法“劳民”，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失信。齐景公曾欲大兴土木，晏子劝谏道：“民力疲矣，而君不恤，何以劳之？”百姓已疲惫不堪，若君主仍不体恤，即便言辞再动听，也无法获得支持。反观管仲治齐，推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先以经济政策取信于民，再逐步推行教化与征调，终使齐国富强。这正是“信而后劳其民”的实践典范。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脱离信任基础的动员，终将流于形式，甚至引发民怨。
进入现代社会，“上兴下言必有誉，信而后劳其民”的哲理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发布政策、倡导行为，民众的响应程度，往往取决于对政府的信任度。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若政府信息透明、决策科学、言行一致，公众便更愿意配合防疫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带来短期不便。反之，若政府隐瞒信息、推诿责任，即便政策初衷良好，也难以获得广泛支持。2020年全球疫情初期，不同国家应对效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政策的推行同样依赖于“信”的积累。一个长期注重民生、兑现承诺的政府，其号召力自然更强；而一个失信于民的组织，即便拥有再多的宣传资源，也难以真正动员社会力量。
更深层次来看，“信”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一种政治伦理。它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言行一致，不欺不诈。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丰富，对权力的监督也更加敏锐。任何虚伪、敷衍、推责的行为，都会被迅速放大，进而侵蚀公信力。建立“信”的过程，本质上是制度完善、法治健全、服务优化的过程。从基层公务员的履职到高层决策的透明，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到执行过程的公正性，每一个环节都在塑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当“信”成为政治生态的底色，“上兴下言必有誉”便不再是理想，而是常态；而“劳其民”也将从一种强制义务，转化为一种自觉参与。
“上兴下言必有誉，信而后劳其民”不仅是一句古老的格言，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社会运行法则。它提醒我们，任何有效的治理，都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赞誉可以因宣传而短暂获得，但唯有信任，才能带来持久的合作与行动。无论是古代君主，还是现代政府，唯有以诚立身、以信服人，才能真正实现上下同心、政通人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这一智慧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值得每一位治理者与公民深思与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