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出自《礼记·礼运》的经典语句，常被后世引用为儒家理想社会的开端。许多人只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却不知其后的发展脉络，更鲜少有人追问：为何“天下为公”之后，紧接着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两句看似平实，实则层层递进，构成儒家“大同”社会的思想基石。若将“下一句是谓大同”作为问题的终点，那么其前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便是通往大同的两级阶梯。它们不仅是逻辑上的前提，更是价值与制度的双重奠基，共同勾勒出一个超越私利、以公义为本的理想社会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确立的，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转向。在先秦社会，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权力与资源多由血缘亲族垄断，所谓“家天下”成为常态。而“天下为公”则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秩序构想：天下不是某一家一姓的私产，而是全体生民共有的公共领域。这里的“公”，并非简单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超越个体与家族利益的公共理性。它要求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而非服务于少数人的私欲。这种思想在当时极具颠覆性，它挑战了世袭制的合法性，为后来“禅让”制度的理想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天下为公”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种伦理态度——它要求执政者以天下为己任，以民为本，以公正为纲。正是在这一价值前提之下，社会才可能摆脱私利的纠缠，迈向更高的文明形态。
仅有价值宣示尚不足以构建理想社会，必须辅以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这便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承担的功能。如果说“天下为公”是理想社会的灵魂，那么“选贤与能”便是其骨骼。在儒家看来，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天命或血缘，更来自德才与能力。贤者，德之厚者也；能者，才之优者也。唯有通过选拔德才兼备之人执掌公共事务，才能确保“天下为公”不沦为空洞口号。这一理念在后世催生了科举制度的雏形，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贤能政治”的最早表述。与此同时，“讲信修睦”则聚焦于社会关系的调适。信，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契约精神的基础；睦，是和谐共处，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在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中，个体之间不再因利益争夺而对立，而是通过诚信建立互信，通过修睦实现共生。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私利让位于公义，纷争让位于合作，从而为“大同”提供了人际基础。
“选贤与能”与“讲信修睦”并非割裂的两个层面，而是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贤能之士若缺乏诚信，其治理终将失信于民；而社会若缺乏贤能引领，诚信也难以持久维系。二者共同作用于社会肌理，既从制度上保障了权力的正当性，又从伦理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性。正是在这种双重机制的推动下，社会才能逐步摆脱“家天下”的桎梏，走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普遍关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具体的生活图景，正是“大同”社会的具象化表达。而这一切的实现，无不依赖于前两句所奠定的价值与制度基础。
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再到“是谓大同”，这三句话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思想链条：先立价值之根，再建制度之干，终成文明之果。它们不仅是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更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反思。在当代社会，权力私有化、阶层固化、信任危机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天下为公”的呼唤、“选贤与能”的诉求、“讲信修睦”的愿景，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同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可追求、可实践的文明方向。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在于技术的飞跃或财富的积累，而在于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革新。唯有当公共精神成为社会共识，贤能得以施展，诚信得以维系，大同之世才可能从经典文本走向现实人间。
理解“下一句是谓大同”的上两句，不仅是解读经典的起点，更是思考人类文明出路的钥匙。它们所承载的，不仅是一种古代的理想，更是一种永恒的追问：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两句朴素而深邃的古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