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扶朕上早朝的下一句

来人扶朕上早朝的下一句，是“朕今日要问政于天下，不可迟也”。这句看似寻常的宫廷用语，实则承载着帝王威仪、朝纲秩序与治国理念的深层意蕴。在历史的晨钟暮鼓中，早朝不仅是君臣相见的仪式，更是一国政令运转的起点。一句“来人扶朕上早朝”，道出的是权力中心的日常，而紧随其后的“朕今日要问政于天下，不可迟也”，则如一道诏令，将个人意志与国家运转紧密相连，揭示出古代政治体制中时间、权威与责任的深刻关联。

早朝制度自秦汉以降逐渐成型，至唐宋趋于完备，明清达到极致。在紫禁城的乾清宫或太和殿前，天未破晓，百官已列队于丹墀之下，静候帝王驾临。此时的皇帝，虽贵为天子，却并非超然于时间之外的存在。他亦需被唤醒、被服侍、被搀扶，方能完成从“人”到“君”的仪式性转换。一句“来人扶朕上早朝”，既是对内侍的指令，也是对自身身份的确认——朕非寻常之人，乃受命于天、统御万民之主，然亦需借他人之手，方能步入那象征权力的殿堂。这种依赖与权威的并存，恰恰体现了古代君主制的复杂性：权力至高无上，却仍需通过具体的身体动作与制度程序来体现。扶朕者，非仅宦官，更是整个国家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以无声的行动，维系着皇权的日常运转，使“天子”这一抽象概念得以在现实世界中具象化。

而“朕今日要问政于天下，不可迟也”则将此仪式推向更高层次。它不仅是时间上的紧迫感，更是政治伦理的宣示。早朝之所以重要，正因其承载着“问政”的使命——听取奏报、裁决政务、颁布诏令、整肃纲纪。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勤政”是明君的第一要务。《尚书》有言：“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帝王每日面对的事务纷繁复杂，若稍有懈怠，便可能延误军国大计。“不可迟也”四字，既是自我警醒，亦是对群臣的训诫。它强调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帝王之权，非为享乐，而为治世；早朝之设，非为形式，而为实效。在明代，朱元璋曾规定“每日视朝，未明而始，日昃而罢”，即便寒冬酷暑，亦从不间断。清代康熙帝更以“勤政殿”自名，每日寅时即起，批阅奏章，接见大臣。这些帝王深知，权力若脱离日常实践，终将沦为虚名。而“问政于天下”，正是将皇权置于公共视野之下，使决策透明化、责任具体化。

更进一步，这句对答还映射出古代政治中“君—臣—民”三重关系的互动。皇帝虽居九重之上，却需通过早朝与百官沟通，而百官则代表地方与百姓发声。早朝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枢纽，更是权力协商的空间。一句“问政于天下”，表面是帝王主动，实则暗含对臣民诉求的回应。在理想状态下，帝王通过早朝了解民情、调整政策，实现“上下相通，政通人和”。唐太宗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早朝正是这面“人镜”的集中体现。每一次奏对，都是对治国得失的检验；每一次决策，都是对民心的回应。“不可迟也”不仅是对时间的尊重，更是对民意的敬畏。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这一句对答也揭示了权力者的自我建构。帝王在“扶朕”与“问政”之间，完成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跨越。清晨的宫廷，既是寝宫，也是朝堂；皇帝既是人子，也是天子。这种身份的转换，需要仪式、语言与行为的共同支撑。“扶朕”是身体的依赖，“问政”是精神的独立。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帝王塑造出“圣君”的形象——既具凡人之躯，又怀天下之志。而“不可迟也”所体现的紧迫感，则强化了其作为国家引擎的角色。在百姓眼中，早朝的钟声，是秩序的象征；在史官笔下，每一次早朝，都是王朝兴衰的注脚。

今日回望，早朝制度虽已随帝制终结而消逝，但其精神内核仍值得深思。在现代治理中，“问政”的形式已变为新闻发布会、政务会议、民意调查等，但“不可迟也”的责任意识，依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无论是应对突发事件，还是推动长期改革，及时、透明、负责任的决策，始终是赢得民心的关键。古代帝王以早朝为镜，照见自身；今人亦当以历史为鉴，警醒当下。

“来人扶朕上早朝，朕今日要问政于天下，不可迟也”——这短短两句，穿越时空，回响不息。它不仅是宫廷中的一声呼唤，更是权力与责任、个体与制度、传统与现代之间永恒对话的缩影。在每一个需要担当的时刻，这句话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权威，不在于高高在上，而在于每日清晨，是否愿意起身，直面天下，问政于民，守时如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