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出自《三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本质的经典论断。这句话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诵读、引用、思考，成为中国人理解人性、教育伦理乃至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基础。当人们熟记“人之初，性本善”之后，常会追问：下一句是什么？这句看似简单的接续，实则蕴含着更深层的哲学意涵。若以“人之初，性本善”为起点，其下一句“性相近，习相远”不仅是对前句的补充，更是对人性动态发展的深刻揭示。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它并非否定“性本善”，而是进一步说明：尽管人出生时本性相近，甚至可视为善的起点，但后天的习染、环境、教育、选择却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性相近，习相远”不仅是对“性本善”的回应，更是对人性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演化的理性剖析。
人之初，性本善，强调的是人出生时所具备的道德潜能。这种“善”并非指完美无缺，而是一种向善的倾向，如同种子蕴含生机。孟子是这一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提出“四端”之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仁义礼智的萌芽。这种内在的善性，使人在面对他人苦难时会自然生起同情，在错误面前会感到羞愧，在利益面前懂得谦让，在是非面前能做出判断。这种本善的潜能，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潜能不等于现实。就像种子需要阳光、水分和土壤才能成长，人的善性也需要适宜的环境与引导才能发展。若缺乏教育、遭遇恶劣环境，或长期受到负面价值观的浸染，这种善性可能被压抑、扭曲，甚至被遮蔽。“性相近”说明起点的平等性，而“习相远”则揭示出结果的差异性。两个本性相近的人，一个在书香门第中成长，接受礼义廉耻的熏陶；另一个在暴力与冷漠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的是欺骗与仇恨，他们成年后的行为、品格、价值观必然大相径庭。
“习相远”中的“习”，既指后天的习惯，也指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塑造与个人的选择。习惯是行为的重复，久而久之便内化为性格。一个从小被鼓励诚实的人，会养成坦荡的品格；一个长期被纵容说谎的人，则可能变得虚伪。环境则如空气，无形却无处不在。家庭是最初的习染场所，父母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世界观。学校是第二个重要场域，教师的引导、同伴的互动、课程的内容，都在塑造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社会则是更大的熔炉，媒体、法律、文化、经济结构，共同构成一个人成长的外在框架。人并非完全被动接受环境，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在相似的条件下，有人选择向善，有人选择沉沦。这种选择，正是“习”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它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习相远”不仅是对现实的描述，更是对教育的呼唤。它提醒我们：人性虽善，但善不会自动实现；唯有通过持续的教化、自律与反思，善性才能得以彰显。
从古至今，无数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革者都在回应“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孔子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正是相信无论出身如何，人的本性相近，皆可因教育而成才。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试图通过修身功夫唤醒内在的善性。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认为人人心中本有光明，只需去除私欲遮蔽。近代以来，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应融入日常生活，以环境熏陶习惯。这些思想虽路径不同，但核心一致：人非生而完美，但可通过“习”走向完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习相远”的警示尤为深刻。网络环境中的偏见、功利主义的蔓延、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人们的“习”。若不加以引导，善性可能被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因环境不公而加剧。教育不应仅传授知识，更应培养品格；社会不应仅追求效率，更应守护公平；个人不应仅追逐利益，更应反思选择。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短短十二字，道尽了人性的起点、共性与变数。它告诉我们：善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平等是可能，但不是必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否认差异，而在于创造让每个人都能向善的环境；真正的教育，不在于灌输知识，而在于唤醒良知、塑造习惯、引导选择。当我们理解“习相远”的深意，便不会因他人之恶而绝望，也不会因自身之善而自满。我们明白，善需要守护，恶需要警惕，而改变的可能，始终存在于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之中。人性如光，本可照亮前路，但唯有在适宜的土壤中，光才能持续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