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在朝廷上的下一句，是“身居江湖远”。这句出自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仕隐矛盾的经典表达，原句为“名在朝廷上，身居江湖远”，虽非出自某一首固定诗词，却凝聚了千百年来士人阶层在政治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的深刻挣扎。它既是一种身份的自述，也是一种心境的写照，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投射。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文人墨客在仕途与归隐之间徘徊，这句看似对仗工整的对语，实则承载着复杂的情感张力与哲学思考。
中国古代士人自幼习读圣贤之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他们渴望通过科举入仕，跻身朝堂，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朝廷并非净土，权力斗争、党争倾轧、君主好恶，往往使正直之士难以立足。当理想遭遇现实的冷遇，当忠言逆耳、直言被贬，士人便陷入“进亦忧，退亦忧”的困境。此时，“名在朝廷上”便成了一种讽刺——名字虽在朝籍之中，却早已远离权力核心，甚至被放逐于政治边缘。而“身居江湖远”则道出了身体的流放与心灵的疏离。所谓“江湖”，并非仅指山水之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是对庙堂喧嚣的疏远，是对自然与本真的回归。
这种仕与隐的张力，在唐宋时期尤为明显。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官至太子少傅，位高权重，却在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写下“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诗句，道出隐逸不必远离尘世，但心须超脱。他虽名在朝廷，却常怀归隐之志，晚年退居洛阳，与友人吟诗论道，看似闲适，实则内心仍有不甘。宋代苏轼更是典型。他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足迹遍布南北。即便在“身居江湖远”的流放之地，他仍不忘“名在朝廷上”的责任。在黄州东坡垦荒，自号“东坡居士”，却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以文载道，以心济世。他并未因远离朝堂而放弃士人的担当，反而在江湖之中完成了精神的升华。这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状态，正是“名在朝廷上，身居江湖远”的真实写照。
更深层次来看，这句对语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士人追求的不仅是外在的政治成就，更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当“外王”之路受阻，他们便转向“内圣”的修炼。归隐山林、寄情诗书、修身养性，成为另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决绝，实则是以退为进，以隐显志。他的“名”虽不在当朝显要之列，却在后世文人心目中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这种“名”已超越官职，升华为精神的高度。“名在朝廷上”未必指当下的官位，更可能指一种历史评价、一种文化认同。而“身居江湖远”也并非彻底的逃避，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士人在乱世或浊世中保持人格独立的智慧。
今天，我们虽不再有科举与朝堂，但“名在体制内，身居边缘处”的困境依然存在。职场中的晋升天花板、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个体价值与组织规则的冲突，都让现代人感受到类似的张力。此时，“名在朝廷上，身居江湖远”不再只是古代士人的叹息，而成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内心的坚守；不在于外界的认可，而在于对自我信念的忠诚。
这句看似简单的对语，实则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人都可以保有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完整。名在朝廷，未必能实现理想；身居江湖，未必就失去价值。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初心，在喧嚣中听见内心的声音。当一个人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既能在体制中尽责，又能在边缘处自省，那他便真正超越了“名”与“身”的局限，达到了“名可隐，身可远，而志不可夺”的境界。这，或许正是这句古语留给今人最宝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