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谋伐交的下一句是“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经典论断，揭示了战争策略的层级与智慧。它不仅体现了古代兵家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更蕴含着超越军事领域的战略哲学。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际外交、商业竞争，还是组织管理，这一思想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伐交、伐兵、攻城，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了从高到低的战略选择序列，其核心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上谋伐交”强调的是通过外交手段、联盟构建、利益协调等非武力方式化解冲突、达成目标。这是一种以智取胜、以势压人的策略，其高明之处在于避免直接对抗，减少资源消耗，同时最大化战略收益。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近代国际联盟的建立，都是“伐交”思想的实践体现。战国时期张仪以连横之策瓦解六国合纵，不费一兵一卒便削弱了敌对联盟，正是“上谋”的典范。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多边谈判、经济援助与制裁，本质上也是“伐交”的延续。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签署贸易协定、参与国际组织，国家可以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扩大影响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这种策略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往往能赢得道义支持，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优势。
当外交手段难以奏效，矛盾无法调和时，便进入“其次伐兵”的阶段。伐兵并非简单的军事冲突，而是指在外交失败后，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威慑、局部战争或有限军事行动达成战略目标。这一层级的策略强调“以战止战”，即通过展示武力或实施有限打击，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或接受己方条件。与“攻城”相比，“伐兵”更注重心理震慑与战略控制，而非彻底摧毁。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以有限军事行动回应边境挑衅，既展示了维护主权的决心，又避免了全面战争，体现了“伐兵”的智慧。在现代商业竞争中，企业面对市场挤压或恶意收购时，也可能通过法律诉讼、舆论反击、技术封锁等手段进行“伐兵”，以非致命方式削弱对手，维护自身利益。这种策略的关键在于精准、克制与目的明确，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消耗战。
当外交与军事威慑均告失败，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的地步，便不得不进入“其下攻城”的阶段。攻城是战争中最直接、最残酷的形式，意味着全面对抗、资源耗尽与巨大伤亡。孙子之所以将其列为“下策”，是因为攻城不仅代价高昂，且难以持久，即便取胜，也可能因损耗过大而得不偿失。历史上，许多帝国因长期攻城略地而走向衰落，如蒙古帝国西征虽所向披靡，但后期因战线过长、治理困难而分裂；拿破仑远征俄国，虽攻占莫斯科，却因补给困难与严寒溃败。在现代社会，“攻城”可类比为恶性价格战、行业垄断、零和博弈等行为，这些手段虽可能短期获利，但长期来看会破坏市场生态，损害自身声誉，甚至引发监管干预。真正的战略家应尽量避免进入“攻城”阶段，而应在“伐交”与“伐兵”之间寻找平衡点。
“上谋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仅是一条军事战略原则，更是一种深具普适性的战略思维框架。它提醒人们，面对冲突与挑战时，应优先选择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应学会运用“伐交”的智慧，构建合作网络，化解潜在矛盾；在必要时以“伐兵”为后盾，展现决心与实力；而将“攻城”作为最后手段，避免陷入无谓的消耗。真正的战略高手，不在于能打多少胜仗，而在于能否在战争爆发前就赢得胜利。正如孙子所言：“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略主动权，方能在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古老智慧，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