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中记载：“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这句话描绘的是孔子在朝堂之上与地位较高的官员交谈时的仪态——恭敬而和悦，言辞得体，不卑不亢。原文并未直接给出“与上大夫言”的下一句，而是紧接着写道：“是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这一句看似简单，实则蕴含深意，不仅展现了孔子在不同身份对象面前的言行分寸，更折射出儒家礼制中对“位”与“言”的深刻理解。若将“与上大夫言的下一句”视为一个文化命题，其答案远不止于补全文本，更在于理解其中所体现的处世智慧、礼乐精神与人格修养。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而“言”作为人际交往中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自然成为礼的重要载体。在朝堂之上，面对不同等级的官员，孔子的言语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出于势利或畏惧，而是对“礼”的自觉践行。与上大夫交谈时，“訚訚如也”，即言语温和、态度庄重，既不轻慢，也不谄媚。这种“訚訚”之态，是一种有距离的尊重，是身份差异在言语中的自然流露。上大夫地位尊崇，言谈之间需谨慎持重，避免失礼或冒犯。孔子在此时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敬而不畏”的平衡——敬其位，而不屈己；守其礼，而不失节。这种态度，既维护了对方的尊严，也保全了自身的独立人格。
而当对象变为下大夫时，孔子则“侃侃如也”。“侃侃”意为刚直、和乐而从容，言语中多了一份坦率与亲近。这种变化并非态度轻慢，而是基于礼制中“位卑者言可稍宽”的原则。下大夫地位相对较低，交往中可稍去拘谨，言语更趋自然，但仍需保持基本的敬意与分寸。孔子在此时所展现的，是一种“亲而不狎”的智慧——亲近而不失礼，和乐而不逾矩。这种言语上的调整，体现的正是“因人制宜”的礼之精髓。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根据对象、场合、身份灵活调整的行为准则。孔子之所以被尊为“礼之楷模”，正因为他能在不同情境中精准把握言语的分寸，做到“不失言，亦不失人”。
更深层地看，“訚訚”与“侃侃”的对比，还揭示了儒家对“中庸”之道的实践。言语过恭则近于谄，过直则近于傲。孔子在与上大夫言时不卑不亢，与下大夫言时从容不迫，始终处于“过”与“不及”之间的平衡点。这种平衡，不是机械的平均，而是基于对“礼”的深刻理解与内心修养的外化。正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的言语，正是“发而中节”的典范。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内心对身份、情境、礼法的综合考量，因而既能体现等级秩序，又能维系人际和谐。这种能力，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修身、克己复礼的结果。
孔子在不同对象面前的言语差异，并非虚伪的变脸，而是一种“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他的内心始终秉持“仁”与“礼”的统一，外在言行不过是内在修养的体现。正因如此，他既能对上大夫保持恭敬，又能对下大夫展现和乐，而不会让人觉得势利或做作。相反，这种分寸感反而增强了他人对他的信任与敬重。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言语的得体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声誉与仕途，而孔子以其言行树立了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既守礼，又不拘泥于礼；既重位，又不唯位是从。
今天，虽然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但“与上大夫言”所蕴含的处世智慧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现代职场、社交乃至公共讨论中，我们同样需要面对不同身份、地位、背景的人，言语的分寸感依然是人际交往的关键。面对上级，需有尊重而不失自信；面对同事，需有亲近而不失边界；面对下属，需有包容而不失原则。孔子的“訚訚”与“侃侃”，提醒我们：言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关系的构建。一句得体的话，能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一句失当的话，可能引发误会、破坏信任。
“与上大夫言的下一句”，不仅是“侃侃如也与下大夫言”，更是对一种文明言说方式的召唤。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修养，不在于能说多少话，而在于知道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能力，源于对他人处境的体察，对自身位置的认知，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在信息爆炸、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更需回归这种“言有物而行有格”的传统智慧。
“与上大夫言的下一句”所承载的，远非一句补全的文本，而是一种深植于中华文明中的言语伦理。它体现的是礼的精神、中庸的智慧与人格的修养。孔子以自身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如何在复杂人际中保持得体、真诚与尊严的典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对言语分寸的敬畏，对交往秩序的尊重，始终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