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不上早朝的下一句，是“国事尽付东流水”。这句看似戏谑的续写，实则道尽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命题：权力运行的核心机制一旦松懈，国家机器便如江河决堤，难以维系。早朝，作为古代君主与臣僚沟通政情、决策国是的重要仪式，不仅是时间的安排，更是一种权力秩序的象征。它承载着“天子勤政、百官尽职”的政治伦理，也维系着中央集权的运转逻辑。当君臣不再上朝，表面上是作息的懈怠，深层则是政治生态的崩坏。
早朝制度自秦汉初具雏形，至唐代趋于完善，宋代达到鼎盛，明清时期虽形式有所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始终未变。以唐代为例，每日清晨，五品以上官员需在天未明时入宫，依品级列班，由皇帝主持朝议，听取奏报，裁决政务。这一制度不仅强化了皇权的威严，也确保了政令的及时传达与执行。唐太宗曾言：“朕每日坐朝，欲闻得失。”可见，早朝并非形式主义，而是君主主动倾听、臣子积极进言的重要渠道。而一旦君臣不再上早朝，信息传递的链条便出现断裂。地方奏报积压，中枢决策迟滞，政令如泥牛入海。更严重的是，皇帝与朝臣之间缺乏日常互动，信任渐失，猜忌滋生。宦官、外戚或权臣便趁虚而入，借机揽权。明代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虽仍批阅奏章，但朝中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党与阉党互相攻讦，国事日非，终致大厦将倾。可见，“不上早朝”并非简单的懒惰，而是权力监督机制失效的征兆。
进一步而言，早朝的缺席，往往伴随着整个官僚体系责任感的退化。当官员不再每日觐见君主，其行为便失去了最直接的监督。他们不再需要在天未亮时整理衣冠、赶赴宫门，也不再需要面对皇帝的目光与质询。久而久之，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之风盛行。宋代虽有“五日一朝”的变通，但仍有“常参官”每日入对，保持政务的连续性。而到了清代，军机处的设立虽提高了行政效率，却也使早朝逐渐流于形式。皇帝深居内廷，大臣多通过奏折沟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锐减。这种“非接触式”治理，虽在技术层面提升了效率，却在情感与责任层面削弱了君臣之间的政治契约。官员不再视自己为“天子门生”，而更倾向于结党营私、谋取私利。当整个官僚系统失去“早朝”这一仪式性约束，其公共性便逐渐被私利性取代。于是，政令不出紫禁城，百姓疾苦无人问津，国家治理陷入“有制度无执行”的困境。
更深层的危机，还在于“不上早朝”所反映的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关系的异化。在传统儒家政治理念中，君臣如父子，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早朝正是这一伦理的具象化体现——皇帝以勤政示天下，臣子以尽职表忠诚。而一旦君主长期不朝，便意味着他对“礼”的背离，对“德”的放弃。士大夫阶层本以“致君尧舜”为理想，若君主自弃其位，臣子便失去效忠的对象。于是，忠君思想逐渐让位于现实利益考量。明末东林书院讲学，虽高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面对皇帝深居不出、朝纲紊乱，士人只能空谈义理，无力回天。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断裂，正是“君臣不上早朝”所引发的精神危机。
历史反复证明，制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条文，更在于其日常实践。早朝作为一种仪式，其价值远不止于议事本身，而在于它维系着一种政治秩序、一种责任伦理、一种君臣共治的象征。当这种仪式被荒废，国家便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清嘉庆年间，有大臣上疏劝谏：“陛下宜勤政于早朝，以振朝纲。”嘉庆帝虽有所触动，但终未能恢复祖制，国势已难逆转。可见，“不上早朝”并非一时之惰，而是制度衰败的起点。
“君臣不上早朝的下一句”，不应只是戏谑的“国事尽付东流水”，更应成为对政治责任的深刻警醒。一个国家的治理，不能仅靠制度设计，更需依靠日常实践中的敬畏与担当。早朝虽微，却如国之脉搏，一旦停跳，全身皆危。唯有君主勤政、臣子尽职，日日如一日，方能使国事不废，社稷长安。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易立，践行难；权力易得，责任难负。唯有将责任内化于日常，将勤政化为习惯，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