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王不上早朝的下一句，是“天子不问政事”。
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对仗，而是一则流传于坊间的隐语，暗含深意。它出自大周朝中叶，彼时朝纲渐弛，权贵奢靡，地方势力盘踞，中央政令难出京城。郡王，本是皇室宗亲，位高权重，按例应每日参与早朝，共议国事。然而自景和三年起，清河郡王萧景桓竟连续三月未登朝堂，称病不出。起初，朝中尚有御史弹劾，称其“怠政失仪”，可奏章递上去，如石沉大海。久而久之，朝臣习以为常，竟无人再提。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天子亦从未过问，仿佛郡王缺席早朝，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于是，市井之间便悄然流传起这句话：“郡王不上早朝，天子不问政事。”起初只是茶楼酒肆间的笑谈，后来竟被文人写入笔记，成为一段耐人寻味的政治寓言。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权力结构的悄然变化——表面是郡王失仪，实则是皇权旁落，中枢失能的象征。
郡王不上朝，并非因病，而是因势。清河郡王萧景桓，虽为宗室，却非嫡系，早年因军功封王，掌兵于北境。他性格刚毅，不事阿谀，曾直言劝谏先帝削减宗室俸禄，因而得罪不少权贵。然而他治军有方，边关十年无战事，百姓安居，声望日隆。待今上即位，年幼体弱，朝政由内阁与太后共理。萧景桓虽归京，却屡遭排挤，奏议多被搁置。他心灰意冷，索性称病不出。他并非真病，而是以退为进，静观朝局。他深知，若自己日日立于朝堂，反成众矢之的；若悄然隐退，反而让天子与权臣陷入被动。
更深层的原因，是朝中权力已悄然转移。内阁首辅张维庸，本是寒门出身，凭借太后信任，十年间权倾朝野。他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凡不附己者，皆被贬黜。萧景桓曾上书弹劾其贪腐，却被以“宗室不得干政”为由驳回。自此，郡王心知，朝堂已非议事之地，而是权谋之场。他若继续参与早朝，不过是徒增笑柄，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选择沉默，选择缺席，用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宣告对腐败政局的抗议。
而天子不问政事，则更令人唏嘘。今上虽已成年，却自幼体弱多病，常居深宫，由宦官与太后代为传旨。他并非昏庸，而是无力。他曾试图亲政，却因一次朝议中提出削减宗室特权，被太后以“年少轻率”为由叫停，此后便再未敢言政。他每日听宦官诵读奏章，却从不批阅，只点头称“可”。久而久之，连宦官也知，天子的“可”字，不过是例行公事。真正的决策，早已在司礼监与内阁之间完成。天子不问政事，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他的沉默，是被制度与权力共同压制的结果。
郡王与天子，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以退为守，一个以静为困。他们的“不上朝”与“不问政”，看似被动，实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郡王用缺席表达不满，天子用沉默守护尊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那个已经腐朽的体制。而那句“郡王不上早朝，天子不问政事”，便成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注脚——它不是对仗工整的诗句，而是权力失衡的哀歌。
后来，景和七年，张维庸因贪腐案发，牵连数百人，朝野震动。萧景桓终于重新上朝，却只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恢复祖制，重振朝纲。天子在帘后听完，良久无语，最终只说了一句：“准。”朝堂之上，已无当年气象。郡王年迈，天子体衰，权臣虽去，新党又起。制度之弊，非一人之力可改。
多年后，史官修《周史》，于《宗室传》中记下萧景桓事迹，末了写道：“郡王不朝，非怠政也，乃避祸也；天子不问，非昏聩也，乃无力也。二者相映，足见国势之衰。”而那句民间流传的“郡王不上早朝，天子不问政事”，也被收录其中，作为附录，供后人深思。
今日读之，仍觉警醒。一个王朝的健康，不仅在于臣子是否勤勉，更在于权力是否制衡，制度是否清明。当高位者选择沉默，当缺席成为常态，那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往往暗流汹涌。郡王不上朝，不是开始，而是结果；天子不问政，不是终点，而是警示。真正的危机，不在于谁缺席了朝堂，而在于谁早已缺席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