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上挂的，是一枚铜质怀表，表面斑驳，边缘磨损得几乎看不出原本的纹路。它不响，也不走，却始终被一条褪了色的红绳系着，垂在胸前，随着呼吸微微晃动。这枚怀表属于老周，一个在城郊开了三十年修表铺子的老人。他从不主动提起它的来历，但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沉默片刻，然后轻声说：“这是命里该挂的东西。”
老周的修表铺子藏在一条窄巷深处，门脸不大，玻璃橱窗积了灰，里头摆着几块老式机械表，指针大多静止。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是年轻时的老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也挂着这枚怀表。照片下方，是一行小字：“1973年，上海钟表厂先进工作者”。那曾是他人生的巅峰，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那时，老周是上海钟表厂最年轻的技师，天赋异禀，能听出机械表内部最细微的异常。厂里有一台德国进口的精密校准仪，全厂只有他能操作。他负责为一批出口到欧洲的怀表做最后调校，其中就包括这枚铜质怀表。它原本属于一位德国工程师，是对方临别前赠予他的礼物，说是“给懂表的人”。老周视若珍宝，每日擦拭，从不离身。可就在他调校的最后一批表中，有一枚因齿轮错位导致时间偏差，而他在检查时竟疏忽了。那批表出口后，被退回，厂里声誉受损，上级追查责任。老周主动承担了全部过失，被调离技术岗位，下放车间。他没争辩，只默默摘下胸前的怀表，用红绳系好，挂在脖子上，从此再未取下。
多年后，他离开上海，来到这座小城，开了这间修表铺。他不再为别人修表，只修那些“走不准”或“停摆”的老物件。他常说：“表停了，不是坏了，是累了。给它时间，它还会走。”他修表极慢，有时一块表要修上几个月。他不收高价，只收一点材料费，甚至免费为老人和孩子修。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只是笑笑：“修表，修的是时间，也是人心。”
有一年夏天，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走进铺子，怯生生地递来一块老式女表，表带断裂，表盖凹陷。她说这是她外婆留下的，外婆临终前说：“这表停了，但时间没停。”老周接过表，一眼认出那是他当年调校过的型号，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出口表中的一块。他没说话，只轻轻点头，把表放在工作台最显眼的位置。接下来的三个月，他每天只修一小部分，用镊子、放大镜、特制的润滑油，一点点复原。他修的不只是零件，还有那被遗忘的岁月。表修好后，他没让女孩立刻拿走，而是把表放在柜台上，让它自己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指针精准地指向六点，秒针平稳跳动。他摘下自己脖子上的怀表，轻轻放在女表旁边，两枚表静静并列，像两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者。
那一刻，老周忽然明白，脖子上挂的，从来不是怀表本身，而是他一生对时间的敬畏与赎还。那枚怀表不再只是纪念品，而成了他与过去和解的见证。他修过无数块表，却从未修过自己的时间。而如今，他终于让时间重新流动。
后来，女孩常来铺子，有时带点心，有时只是坐坐。她不再问表的事，而是听老周讲那些老表的来历，讲齿轮如何咬合，讲发条如何积蓄力量。老周说话时，怀表在胸前轻轻晃动，像一颗仍在跳动的心。他不再觉得它是负担，反而成了提醒——提醒他，时间不会倒流，但可以被理解、被尊重、被修复。
老周去世那天，铺子关了门。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那枚怀表被放在工作台中央，红绳已断，但表仍在走。它走得不快，却极稳，仿佛在替老周走完他未尽的时间。女孩把表带回，挂在自己胸前，像老周当年那样。她后来成了一名钟表修复师，在城市的另一头开了间小店。每当有人问起脖子上挂的是什么，她总是说：“是时间，也是答案。”
原来，脖子上挂的，从来不是物件，而是人心中最深的执念与温柔。它不响，却比任何声音都清晰；它不走，却比任何脚步都坚定。它提醒我们：时间会停，但心可以继续走。而真正的修复，不是让表重新走动，而是让人在时间里，重新找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