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之为政，其犹草木之有本，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此语出自古代政论之典，意在阐明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基础之稳固，在于民心之向背，在于制度之清明。若将“上之为政”视为治理国家的首要命题，那么其下一句，便应是“下之为民，其犹水之就下，势不可逆”。此句不仅承接上文，更深化了政民关系的本质：上之政令，若如草木之本，下之民情，则如江河之流，顺势而为，方能成治世之业。
治国之道，首在知势。所谓“势”，非权谋之术，而是社会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民心所向的集体意志。古之明君，无不察民情、顺民意、应民需。大禹治水，疏而不堵，因势利导，终成万世之功；周公制礼作乐，非凭空创制，而是顺应周初社会结构之变，以礼乐维系宗法，以制度安定天下。若上之为政者，只知发号施令，而不察民间疾苦，不审时度势，则政令如逆水行舟，阻力重重。秦之暴政，法令严苛，徭役繁重，虽有万里长城、驰道通衢，然民力已竭，怨声载道，终致陈涉揭竿，天下响应。此即“下之为民，其犹水之就下”之明证：民之所向，如水流低处，非人力可强逆。若政令与民意相悖，则如堵洪流，终有溃堤之日。
进一步而言，政民关系，实为互动之体。上之为政，非单向施令，而应倾听下情，体察民隐。唐代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后世称颂，不仅在于太宗勤政，更在于其广开言路，纳谏如流。魏征直言敢谏，太宗虽时有怒色，终能克己从善。此非仅君主之德，更是制度之设：门下省可封驳诏书，御史台可纠察百官，民情得以通达，政令得以修正。反之，若上之为政者闭目塞听，视民如草芥，则下之民情如暗流涌动，终将冲垮堤岸。明代嘉靖年间，皇帝深居西苑，不理朝政，严嵩专权，贪腐横行，百姓困苦，民变四起。虽有“一条鞭法”之改革，然积弊已深，政令难行，终致国势日颓。可见，政之成败，不在令之繁简，而在是否顺应“水往低处流”的自然之势，是否与民同呼吸、共命运。
更深层地看，“下之为民，其犹水之就下”还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民众不仅是政策的承受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非仅士人之思辨，更是社会变革在思想上的反映。铁器普及，井田瓦解，私田兴起，农民地位上升，旧有贵族制度难以为继。此时，若上之为政者仍固守周礼，不因时而变，则必被时代抛弃。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其顺应了新兴地主与农民的利益诉求，废井田、开阡陌、奖耕战，使民力得以释放，国力得以强盛。反之，王安石变法虽立意高远，然部分措施脱离实际，加重百姓负担，终遭抵制而失败。此皆说明，政令若不能契合民众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即便初衷良善，亦难持久。
今日之世，虽制度更迭，技术日新，然政民关系之根本未变。信息传播之迅捷，使民情更易汇聚，民意更易表达。上之为政者，更应如草木之根，深植于民；更应如水之源，顺应其流。政策制定，需以调研为基础，以数据为依据，以民生为尺度。扶贫攻坚、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环境治理，无一不需倾听基层声音，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唯有如此，政令方能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民情方能如江河奔涌，汇聚成海。
“上之为政”之下一句，“下之为民，其犹水之就下”，不仅是对政民关系的深刻揭示，更是对治国之道的永恒警示。政之根基，在于民；政之方向，在于顺。唯有知势、顺势、应势，方能实现长治久安，方能成就太平盛世。草木根深，终成参天；水流顺势，终归大海。治国之理，亦复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