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为上的下一句，是“正义为基”。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对仗，而是一种深层价值逻辑的自然延伸。当我们将“公平”置于社会运行的核心位置时，它必然呼唤一个更为稳固、更具道德支撑的根基——正义。公平是可见的规则与分配，而正义则是隐于其后的伦理准则与价值判断。没有正义作为基础，公平便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空壳；而若仅有正义却无公平的实践机制，正义也终将流于理想化的口号。“公平为上，正义为基”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社会价值结构，既指向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也关乎人心所向的正当性。
在现实社会中，公平常被视为资源、机会与权利分配的核心原则。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就业机会的平等对待、社会保障的广泛覆盖，这些制度安排无不以公平为标尺。公平的实现并非仅靠政策条文或技术手段便可达成。若缺乏正义的引导，公平可能陷入“平均主义”的误区，忽视个体差异与贡献；也可能被权力与资本扭曲，成为少数人维护特权的工具。某些表面“机会均等”的选拔机制，实则因城乡差距、家庭背景、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弱势群体在起跑线上便已落后。此时，公平若仅停留在“程序正义”层面，便可能掩盖实质不公。唯有以正义为根基，审视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追问“谁在受益”“谁在受损”，才能识别出隐藏在“公平”外衣下的结构性歧视。正义要求我们不仅关注“如何分蛋糕”，更应追问“蛋糕是如何做成的”，即资源积累的过程是否正当，权力运行是否透明，弱势群体的声音是否被倾听。
进一步看，正义作为公平的基础，还体现在其对“矫正”与“补偿”的强调。社会并非天然平等，历史遗留的不公、制度性排斥、文化偏见等，往往使某些群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单纯的“一视同仁”可能加剧不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平的表现，但若一位贫困者因无力聘请律师而败诉，这种“平等”便失去了正义的实质。正义要求制度具备“差别化对待”的智慧，通过倾斜性保护、资源再分配、能力建设等方式，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不公进行矫正。这正是罗尔斯“正义即公平”理论中的“差异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这种正义观，不是对公平的否定，而是对公平的深化与升华。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公平不是抹平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有希望地发展的社会环境。
从个体到群体，从制度到文化，公平与正义的互动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司法领域，正义要求裁判者不偏不倚，公平则体现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障；在公共治理中，正义要求政策制定者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公平则要求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在文化认同上，正义要求尊重多元群体的历史与身份，公平则要求消除歧视、促进融合。当社会以正义为根基，公平便不再是冰冷的规则，而成为一种有温度、有责任感的实践。它不再仅仅关注“是否人人有份”，更关注“是否人人有尊严”；不再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更追求“实质上的机会均等”。
回望历史，每一次社会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公平与正义的重新定义。从废除奴隶制到争取性别平等，从劳工权益保护到环境保护责任，人类不断在正义的指引下拓展公平的边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持续的反思、抗争与制度创新。而每一次对不公的揭露，每一次对弱势群体的声援，都是对“正义为基”这一信念的践行。公平为上的社会，不应是一个静态的理想国，而应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修正的共同体。它允许试错，但不容忍冷漠；它接受差异，但拒绝压迫。
当我们说“公平为上”，我们必须紧接着追问：“以何为基础？”答案只能是：正义为基。唯有如此，公平才不会沦为权力的装饰，正义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公平是社会的骨架，正义则是其灵魂。骨架支撑形态，灵魂赋予意义。当二者合一，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的理想状态。这不仅是一种制度追求，更是一种文明的高度。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仍需不断追问：我们的政策是否真正体现了正义？我们的制度是否真正保障了公平？唯有持续如此自省，才能使“公平为上，正义为基”从一句理念，化为一种现实，从一种理想，升华为一种文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