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上赏的下一句，是“必有其德”。这句话出自古代典籍，原意是指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最高的奖赏，必然是因为他具备了相应的德行与功绩。奖赏从来不是凭空而降的恩赐，而是对行为、品性与贡献的肯定。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凡能“受上赏”者，无一不是以自身之德、之行、之智、之勇，赢得他人乃至时代的认可。“受上赏”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起点——它提醒我们，荣誉的背后，是责任、是付出，更是对内在品格的考验。
在古代政治与伦理体系中，赏罚分明被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赏，尤其是“上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地位、丰厚的物质回报，甚至是青史留名的机会。古之明君贤臣深知，若赏无依据，赏无德行，则赏便成祸端。春秋时期，齐桓公重用管仲，不仅因其才能出众，更因管仲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大公无私、以民为本的德行。管仲改革税制、整顿军备、发展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因此封赏管仲，称其为“仲父”，给予极高的礼遇与权力。这种“上赏”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基于管仲对国家、对百姓的贡献。后人评曰：“桓公之赏，非私也，乃公也。”由此可见，真正的“上赏”，必须建立在“德”的基础之上。若一人无德而受上赏，不仅难以服众，更可能引发朝堂动荡、民心离散。历史上不乏因赏罚不公而致国乱者，如秦二世胡亥滥赏宦官赵高，最终导致权臣专政、王朝覆灭，正是“无德受赏，反受其咎”的明证。
进一步而言，“受上赏”不仅是对过去行为的肯定，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与约束。当一个人获得最高荣誉时，他的一言一行便不再仅关乎个人，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价值导向。汉代名将霍去病，年未弱冠便率军深入大漠，屡破匈奴，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位列上赏。霍去病并未因此骄奢放纵，反而在《史记》中留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他深知，荣誉越大，责任越重。这种自觉，正是“德”的体现。反观后世某些功成名就之人，一旦得势便忘乎所以，或贪腐敛财，或结党营私，最终身败名裂，不仅辜负了当初的奖赏，更玷污了荣誉本身。可见，“受上赏”之后，若不能以德自持，则上赏反成枷锁。真正的智者，会在荣誉面前保持清醒，将奖赏视为鞭策，而非终点。
在现代社会，“受上赏”的形式虽已不同于古代封侯拜相，但其精神内核依然适用。无论是科研领域的诺贝尔奖，还是教育界的终身成就奖，亦或是企业中的卓越员工表彰，这些荣誉的授予，始终伴随着对获得者品德、能力与贡献的综合考量。公众人物一旦获奖，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获奖者更需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近年来，一些学术造假、明星失德事件引发社会广泛批评，其根源正在于“无德而受上赏”。当一个人凭借虚假手段或短暂热度获得本不应得的荣誉时，这种“上赏”便失去了公信力，甚至成为社会信任危机的导火索。唯有当奖赏与德行真正匹配，荣誉才具有持久的力量。
“受上赏的下一句，必有其德”，这不仅是古人对奖赏制度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人性与社会运行规律的洞察。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奖赏，从来不是外在的金钱、地位或名声，而是内心对德行的坚守与践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原则始终未变。我们追求荣誉，但不应为荣誉所困；我们渴望被认可，但更应被良知所指引。唯有以德配位，以行践诺，才能真正实现“受上赏”的价值，也才能让这份奖赏，成为推动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当我们仰望那些站在荣誉之巅的人时，不应只看到他们头顶的光环，更应思考光环背后的付出与坚守。而当我们自己有机会接近“上赏”时，更应自问：我是否配得上这份荣誉？我的德行，是否足以支撑这份荣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受上赏”的真正含义，也才能让“必有其德”成为我们人生路上永恒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