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谋臣的下一句是“下不事君”。这句话出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语境，原句为“上不谋臣，下不事君”，虽非出自某一经典文献的固定对仗句式，却在后世政论、史评与士人笔记中频繁出现，成为探讨君臣关系、权力边界与政治伦理的重要命题。它揭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君主不应以权谋操控臣下，臣子也不应曲意逢迎、阿附君主。这种双向的克制与尊重，构成了一种超越单向忠诚的治理智慧。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这句话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运行中的张力与平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对臣属的操控。君主以权术驾驭臣下，通过赏罚、制衡、密探等手段维持统治稳定，这本是政治常态。“上不谋臣”所倡导的，正是一种超越权术的政治伦理。它并非否定君主对臣属的必要管理，而是反对以阴谋、猜忌、分化瓦解的方式对待臣子。历史上，那些以“谋臣”著称的君主，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虽以智谋得天下，却在治天下时屡兴大狱、诛戮功臣，其背后正是“谋臣”思维的延伸。这种思维将臣子视为工具而非伙伴，将政治关系降格为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而“上不谋臣”则主张君主应以道义、制度与信任为基础，建立与臣属的合作关系。君主的权威不应建立在恐惧之上，而应建立在公正与远见之中。如此，臣子方能安心履职，不必终日揣摩上意、防备构陷。这种政治氛围，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发挥，更能减少政治内耗，提升治理效能。
与此同时，“下不事君”并非鼓励臣子消极怠政或对抗君主，而是强调臣子应保持独立人格与政治操守。在传统忠君观念中，臣子常被要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种忠诚若缺乏边界，极易演变为盲从与谄媚。当臣子以“事君”为唯一目标，便可能放弃原则、迎合上意，甚至参与权斗、构陷同僚。历史上，不少权臣、宠臣正是以“事君”为名，行私利之实。而“下不事君”则提醒臣子：真正的忠诚，应建立在对国家、对百姓、对道义的责任之上，而非对君主个人情绪的迎合。臣子应敢于直谏、敢于任事、敢于在君主决策失误时提出异议。这种“不事君”，实则是更高层次的“事君”——以国家为重，以社稷为念。如唐代魏征，虽屡犯龙颜，却为唐太宗所重，正因其“不事君”而“忠君”。这种双向的克制与尊重，使君臣关系超越主仆，趋向于一种基于共同政治理想的伙伴关系。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上不谋臣，下不事君”体现的是一种去工具化的政治伦理。在权力结构中，若君主将臣子视为棋子，臣子将君主视为靠山，政治便沦为一场零和游戏。而这句话所倡导的，是双方都回归政治的本真：君主以道治国，臣子以义辅政。这种理念虽在传统体制中难以完全实现，却始终作为一种理想范式，影响着士人的政治选择与价值判断。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海瑞“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皆是在不同程度上践行这一精神。他们不以君主好恶为行为准则，不以权位得失为考量核心，而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以道义是非为依归。这种精神，正是“上不谋臣，下不事君”在个体层面的生动体现。
今日回望，这句话虽植根于传统政治语境，其内核却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意义。在现代治理中，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依然面临类似挑战。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组织，若领导者以权谋操控下属，下属以奉承换取利益，组织生态终将腐化。唯有建立基于信任、尊重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上不谋臣，下不事君”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双向责任与相互尊重的政治智慧。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秩序，不在于控制与服从，而在于共识与共担；真正的忠诚，不在于顺从与依附，而在于担当与坚守。在权力与责任的天平上，唯有双方都守住底线、超越私利，才能共同托起一个清明、公正、有希望的政治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