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患无辞”出自《左传·僖公十年》，原句为：“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后人将其凝练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意指若要故意加害于人，总会有借口和理由，哪怕并无事实依据。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权力滥用、偏见主导下，语言如何被异化为工具，用以合理化不义之举。当我们追问“何患无辞”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时，实际上是在追问：这句话从何而来？它又指向了怎样的后果与反思？这不仅是对文本的追溯，更是对人性、权力与话语权的深层叩问。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这是“何患无辞”的上一句，也是整句话的逻辑起点。在《左传》的语境中，晋国的太子申生被骊姬构陷，晋献公听信谗言，欲废其位。大臣里克劝谏，指出若君主执意加罪，即便太子无罪，也必然能找到“辞”——即借口、说辞。这里的“其无辞乎”并非疑问，而是反问，带有强烈的讽刺与无奈。它暗示：当权力者已下定决定要惩罚某人时，所谓的“罪”不过是事后补上的遮羞布。语言在此刻失去了沟通与揭示真相的功能，转而成为掩盖意图、粉饰暴行的工具。这种“辞”不是源于事实，而是源于意志。它提醒我们，在权力不对等的结构中，话语往往不是中立的，而是被操控的。当一个人被置于被审判的位置，无论他如何辩白，都可能被解读为“狡辩”；而加害者只需轻描淡写地抛出“证据”，便足以完成一场看似合法的审判。
“何患无辞”的下一句，在经典文本中并无固定接续，但结合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推演出其自然的延伸：“既得辞矣，何患无刑？”一旦借口成立，刑罚便接踵而至。这并非虚构，而是千百年来屡见不鲜的悲剧模式。从古代的文字狱到现代的网络暴力，从政治迫害到职场倾轧，我们总能看到“辞”如何迅速转化为“刑”。在明代“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以“谋反”之名诛杀功臣，而所谓“谋反”的证据，不过是捕风捉影的密报与牵强附会的解读。在“文革”期间，一句无心之语、一封私人信件，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反革命”的铁证。这些“辞”并非源于理性调查，而是源于恐惧、猜忌与权力扩张的需要。当社会缺乏独立司法与言论自由时，“辞”便成了最危险的武器——它不需要真相，只需要传播。
更值得警惕的是，“何患无辞”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渗透于日常生活。在职场中，一个员工若被上级针对，哪怕业绩优秀，也可能被贴上“态度不好”“团队协作差”的标签；在校园中，学生若与老师意见相左，可能被指责为“顶撞师长”“缺乏教养”；在社交媒体上，公众人物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便会被群起而攻之，哪怕其行为并无不当。这些“辞”看似有理有据，实则充满主观建构。它们利用人们对“秩序”“道德”“权威”的敬畏，将个体置于被审视、被审判的位置。而一旦“辞”被广泛接受，便形成“共识”，进而合理化后续的排斥、孤立甚至惩罚。
“何患无辞”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正在于它揭示了语言的双重性：它既能照亮真相，也能遮蔽真相；既能促进理解，也能制造分裂。当话语被权力或情绪劫持，它便不再是沟通的桥梁，而是压迫的工具。对抗“何患无辞”的关键，不在于寻找更巧妙的辩辞，而在于重建对“辞”的审慎态度——对任何指控保持怀疑，对任何“证据”要求透明，对任何“共识”追问来源。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允许“辞”成为权力的附庸，而应让“辞”回归其本真：基于事实、经得起推敲、允许被质疑的表达。
回望“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何患无辞？”这一句式的演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语言的演变，更是人类对权力、正义与理性的不断反思。它提醒我们：在每一次“定罪”之前，都应先问一句：这“辞”从何而来？是否经得起阳光的照射？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让语言沦为暴力的帮凶，也才能让“辞”真正成为通向真理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