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心法古”一语出自古代文论，原句为“不心师古，而能自立者，未之有也”，其上一句为“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一句为“故辞理庸俊，莫不因其资性而发”。此语出自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古代文学批评中关于创作与师承关系的重要论述。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整套关于文风、才性、学习与创新的哲学体系中。理解“不心法古”的上一句与下一句，不仅有助于把握刘勰的文学观，更能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论中“继承与创新”这一永恒命题。
“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文心雕龙》开篇《原道》与《征圣》《宗经》等篇思想的延续，强调文章的崇高地位。在刘勰看来，文学并非雕虫小技，而是关乎国家治理、道德教化、历史传承的根本事业。文章承载思想，传播价值，影响人心，其作用堪比礼乐制度，甚至可“与天地并生，与日月同光”。正因如此，创作文章必须严肃对待，不能率尔操觚。这一句为后文“不心法古”提供了价值前提：正因为文章如此重要，才不能凭空杜撰，必须有所师承，有所依据。若文章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或技巧的卖弄，便难以承担“经国大业”的重任。强调“心师古”，并非出于对古人的盲从，而是出于对文学功能与责任的敬畏。古人之文，是历史积淀的精华，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后人得以站在巨人肩上继续前行的阶梯。
“不心法古，而能自立者，未之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论断。这里的“心师”，并非机械模仿，而是指内心真正认同、理解并内化古人的创作精神与艺术规律。刘勰反对的是“袭其形似，失其神理”的模仿，而主张“因内而符外”，即内在修养与外在表达相统一。他强调，每一位作家都有其“才、气、学、习”四方面的禀赋，即天赋才情、气质性情、知识积累与后天习染。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体性”，即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即便才高八斗，若未经过对前人经典的深入学习与体悟，便难以形成真正成熟、有深度的风格。正如树木之生长，虽有根脉，仍需雨露滋养；虽有枝干，仍需阳光照耀。古人之文，正是这雨露与阳光。刘勰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王粲等汉代文人，指出他们虽风格各异，但皆“学乎六艺，采乎百家”，正是通过广泛师古，才最终“各成一家之言”。
“故辞理庸俊，莫不因其资性而发”则进一步阐明：无论文章辞藻平庸还是俊逸，其根本仍在于作者自身的才性。这句话看似强调个性，实则与“心师古”并不矛盾。刘勰并非主张千人一面，而是认为，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深厚继承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只有先“入乎其内”，深入理解古人的立意、结构、修辞、节奏，才能在“出乎其外”时，自然流露出属于自己的风格。若未经历这一过程，所谓的“自立”不过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李白诗风豪放飘逸，但其对《楚辞》《庄子》的化用随处可见；杜甫沉郁顿挫，却对《诗经》《左传》烂熟于心。他们的“自立”，正是建立在“心师古”的坚实基础之上。
从现代视角看，这一思想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信息爆炸、创作门槛降低的今天，许多人追求“速成”“爆款”“流量”，忽视了基本功的训练与经典的研读。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往往出自那些既尊重传统又勇于突破的创作者。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学术，真正的创新都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理解传统之后的超越。正如书法中“入帖”与“出帖”的关系，先要写得像，才能写得不像；先要守规矩，才能破规矩。
“不心法古”的上一句“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确立了文学的神圣使命，下一句“故辞理庸俊，莫不因其资性而发”则揭示了个性表达的内在根源。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因文章重要，故须师古；因师古深入，故能自立；因自立有据，故风格各异。刘勰的这一思想，既强调传承的必要，又尊重个体的差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守正出新”的智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应珍视这一思想遗产，既不盲目崇古，也不轻言颠覆，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唯有如此，文章才能真正成为“不朽之盛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