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不至的上一句是“期日中”，下一句是“过中不至”。
这句话出自《世说新语·方正》篇，原文为：“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这则短小精悍的典故，以极简的语言勾勒出一场关于诚信与礼节的交锋。它不仅展现了魏晋时期士人阶层对“信”与“礼”的高度重视，更通过一个七岁孩童的言辞，折射出那个时代家庭教育与人格修养的深厚底蕴。故事中的“期日中”三字，是整段对话的起点，也是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所谓“期”，即约定；“日中”，即正午时分。陈太丘与友人约定在正午一同出行，这是两人之间建立的契约，虽无文书，却有道德约束力。当时间推移，日已过中，友人却迟迟未至，陈太丘遂依约离去。这一行为看似决绝，实则合乎“信”的原则——守信者不应无限等待失信者。
“过中不至”四字，简洁而沉重。它不仅是时间上的事实陈述，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评判。在古人观念中，守时即守信，守信即立身之本。尤其在士人交往中，时间观念与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友人迟到，已属失约；更甚者，他在迟到之后，非但不自省，反而责怪陈太丘“相委而去”，将责任推卸于守约者。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暴露了其对“信”的无视与对“礼”的漠然。而元方的回应，则如清泉击石，字字铿锵。他指出：“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短短数语，逻辑清晰，义理分明。他先以事实为依据，指出对方失约在前，构成“无信”；再以行为为据，批评对方在晚辈面前辱骂其父，构成“无礼”。两重批判，层层递进，既维护了父亲的尊严，也彰显了自身的修养。
元方年仅七岁，却能以如此冷静、理性、有礼有节的方式回应成年人的责难，这并非偶然。它反映出当时家庭教育中对“早慧”与“明理”的重视。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士族家庭普遍注重子女的早期教育，强调“幼而学之，长而行之”。元方之所以能“入门不顾”，并非无礼，而是以沉默表达拒绝与尊严——他不接受一个既无信又无礼之人的歉意，哪怕对方试图“下车引之”以示亲近。这一举动，既是对父亲立场的延续，也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期日中，过中不至”这一情节，实则是古代社会契约精神的缩影。在没有现代法律体系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维系于“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自律。守信不仅关乎个人名誉，更关系到家族声望与社会评价。陈太丘的“舍去”，不是冷漠，而是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友人的“怒”，不是委屈，而是对自身错误的掩饰；元方的“对答”，不是冒犯，而是对正义的申张。整个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中的守信与失信、理性与情绪、教养与粗鄙。
今天，我们虽生活在节奏更快的时代，但“守时即守信”的原则依然适用。无论是商务会谈、朋友聚会，还是公共事务，守时都是一种基本的尊重。而元方的言行提醒我们：面对失信者，不必一味退让；维护正义，也不需咄咄逼人。真正的修养，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语言的克制与态度的尊严。
“期日中，过中不至”，短短六字，承载千年道德回响。它告诉我们：时间不可逆，信义不可违。一个人可以迟到，但不能失约；可以犯错，但不能失礼。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社会才能拥有持久的秩序。这或许正是这则古老故事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