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艺”三字，常令人联想到古代文人墨客对自身修养的极致追求。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源自一句更为完整的古语：“唯才艺是务，不务虚名。”这句话出自古代士人自我砥砺的箴言，强调在纷扰世事中，唯有专注于才艺的锤炼，方能真正立足于世，而不被浮名所累。其下一句则为：“故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句前后呼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前者提出行为准则，后者揭示实践成果。从“唯才艺是务”到“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条个人成长路径，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
在古代社会，士人阶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而“修身”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修身并非空谈道德，更需以才艺为根基。这里的“才艺”，并非狭义的琴棋书画，而是泛指一切能够提升个人能力、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技艺与学问。它可以是经学、史学、诗赋，也可以是算术、天文、医道，甚至农桑、工艺。在科举制度尚未完全成熟的先秦至汉魏时期，士人往往通过家学传承、师友切磋、游历问学等方式，广泛涉猎各类知识，以期在乱世或治世中有所作为。他们深知，若仅以门第、权谋或言辞取悦于人，终难持久；唯有才艺傍身，方能在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唯才艺是务”便成为他们自我警醒的座右铭，提醒自己不随波逐流，不追逐虚名浮利，而是沉潜于真才实学的积累。
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验证。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正是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志。他并未因李陵之祸而放弃写作，反而将个人苦难转化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他的才艺，不仅体现在文字驾驭上，更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独立判断。同样，张衡发明地动仪、撰写《二京赋》，其才艺横跨科技与文学；沈括著《梦溪笔谈》，融汇天文、地理、物理、医药，成为宋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典范。他们无一不是“唯才艺是务”的践行者，也无一不是“成一家之言”的成就者。他们的作品，穿越千年仍熠熠生辉，正是因为其背后有深厚的才艺支撑，而非一时的政治投机或舆论炒作。
进入现代社会，“唯才艺是务”的理念并未过时，反而更具现实意义。在信息爆炸、流量为王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人设”“标签”“热度”所裹挟，追求短期曝光而非长期积累。短视频中，有人靠夸张表演博取关注；社交媒体上，有人以争议言论换取点赞。这些行为虽能带来短暂的名声，却难以形成持久的价值。反观那些真正被铭记的创作者、学者、工匠，他们往往默默耕耘多年，专注于技艺的精进。一位书法家的笔力，是日复一日临帖的沉淀；一位科学家的突破，是千百次实验的积累；一位教师的课堂魅力，是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他们不急于成名，却最终“成一家之言”。这正是“唯才艺是务”在当代的生动体现——真正的价值，从不来自喧嚣，而来自沉静中的坚持。
更进一步看，“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对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它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能够结合时代需求，提出独到见解，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思想体系或艺术风格。这种“一家之言”，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广泛才艺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鲁迅先生既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又深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最终创造出具有批判精神的现代白话文文学；齐白石在传统水墨中融入民间趣味，开创了“红花墨叶”的独特画风。他们的成功，正是“才艺”与“创新”结合的典范。
“唯才艺是务，不务虚名；故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完整表达，不仅是对古代士人的写照，更是对现代人精神追求的深刻启示。它提醒我们：在浮躁的时代，唯有回归对才艺的真诚投入，才能抵御虚名的诱惑；唯有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才艺不是装饰，而是立身之本；成一家之言，不是终点，而是对持续精进的肯定。
回望历史，那些被时间铭记的人，往往不是最喧嚣的，而是最沉静的；不是最耀眼的，而是最专注的。他们用一生践行“唯才艺是务”的信念，最终抵达“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这种精神，不应只属于过去，而应成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灯塔——无论身处何种领域，唯有以才艺为根基，以专注为态度，以创新为追求，方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