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的上一句是“生于忧患”，下一句是“死于安乐”。这四句出自《孟子·告子下》，原文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后人常将“居安思危”与之并提，形成一种完整的警示性表达：“生于忧患，居安思危，死于安乐。”这十二个字，凝练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个人成长乃至国家兴衰的根本规律，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智慧的思想结晶。
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对现实的否定，而是对未来的清醒认知。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处于顺境时，最容易滋生麻痹与懈怠。安逸的环境会软化意志，削弱警觉，使人沉溺于眼前的繁荣，忽视潜藏的危机。历史反复证明，那些在强盛时期仍能保持清醒头脑、未雨绸缪的个体与文明，往往能在变局中屹立不倒；而那些在太平盛世中歌舞升平、不思进取的，往往在突如其来的动荡中迅速衰落甚至消亡。春秋时期，吴国一度称霸中原，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国后，沉醉于胜利的喜悦，大兴土木，宠信奸佞，对勾践的卧薪尝胆视而不见，最终落得国破身死的结局。反观勾践，虽沦为阶下囚，却能在屈辱中积蓄力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反败为胜。这正印证了“生于忧患”的真谛——逆境激发人的潜能，使人奋发图强；而“死于安乐”则警示我们，安逸是最大的陷阱，它无声无息地腐蚀人的斗志与判断力。
居安思危，正是连接“生于忧患”与“死于安乐”的关键桥梁。它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无端焦虑，而是一种主动的风险预判与危机管理能力。在个人层面，居安思危体现为对自身能力、职业前景、家庭保障的持续关注。一个职场人在事业顺利时，不应只满足于眼前的高薪与职位，而应思考行业趋势、技术变革、自身技能的更新迭代。若只图眼前安稳，一旦行业剧变或公司调整，便可能陷入被动。在企业管理中，居安思危同样至关重要。许多曾经辉煌的企业，如诺基亚、柯达，正是在市场领先地位时未能预见技术变革的冲击，最终被时代淘汰。而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即便在高速增长期，仍坚持“冬天论”，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资金，建立“备胎计划”，正是“居安思危”在商业实践中的典范。在国家治理层面，居安思危更是关乎存亡的大事。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无一不是建立在吸取前朝覆灭教训的基础上。统治者广开言路、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正是为了防止“死于安乐”的历史重演。
进一步看，“生于忧患，居安思危，死于安乐”不仅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哲学思维的体现。它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生存观：没有永恒的顺境，也没有永恒的逆境；真正的安全，不在于环境的稳定，而在于内心的警觉与行动的准备。这种思想，与西方现代风险管理理论不谋而合。无论是个人制定应急预案，企业建立危机响应机制，还是国家构建安全防御体系，其核心都是对“不确定性”的敬畏与应对。在信息爆炸、技术加速迭代的今天，世界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增强。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经济波动、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交织叠加，更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居安思危，不是制造恐慌，而是为了在风暴来临时，拥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从更广阔的文明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正是因其深植于“忧患意识”的文化基因之中。从《周易》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民族精神的底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未遭遇困难，而在于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永远安逸，而在于在安逸中仍能保持清醒与进取。
“生于忧患，居安思危，死于安乐”是一句跨越时空的警世恒言。它提醒我们，人生与国家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一场充满变数的长跑。唯有在顺境中不忘忧患，在安逸中保持警觉，在成功中预见风险，才能避免“死于安乐”的悲剧，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繁荣与进步。居安思危，不是对当下的否定，而是对未来的负责；不是消极的恐惧，而是积极的准备。它让我们在春风得意时不忘秋风将至，在灯火辉煌中看见暗夜潜行。唯有如此，个人才能行稳致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